银川北京藏祖堂泡脚加盟

1. 五灯会元、传灯录、宝林传、祖堂集这几本书之间是什么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哪一部

文化大学哲学博士班 张国一

圆光佛学学报第五期(2000.12)页8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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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学界对慧能禅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富的。一般的作法，著重於以「心」为慧能中心理论，以此统摄真如实相，重说此「心」即佛，这样的特色并被认为是对达摩楞伽禅法的继承。[1]重「心」的传统确是禅宗所以为禅宗之主要特色，所谓「即心即佛」、「悟心成佛」。[2]不过，过分简单地将慧能禅法完全等同於此一「心」之传统，显然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从敦煌本《坛经》的内容来看，全书的重点是「自性」，而「自性」是以空宗之「摩诃般若波罗密」为其意涵的，《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般若自性」，而非「心」，这是很明显的事实。唐君毅等少数学者，是注意到了这个事实

1. 如印顺法师说：「所以，达摩的『真性』禅，是《楞伽经》的如来藏说。道信以《楞伽经》的『佛心』，融合於《文殊说般若经》的『念佛心是佛』。到了曹溪慧能，更融合了盛行南方的《大般涅盘经》的『佛性』——『见性成佛』。内涵更广大了，而实质还是一脉相传的如来藏说。」（参《中国禅宗史》页384）
2. 「即心即佛」的思想是马祖道一所提倡的，可参《景德传灯录》卷七，＜江西道一禅师＞条。「悟心成佛」则为近代太虚大师对达摩初祖至慧能六祖之禅法之概括，可参《中国佛学特质在禅》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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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大部分学者主张慧能已从《楞伽经》的传统，转向《金刚经》的传统，亦可说是对此事实的另一种反映。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并非意谓著在「即心是佛」之外另有一种与之相异的「般若自性」。就义理上而言，「即心是佛」与「般若自性」应是相同的，同指真如或实相；差别仅在於前者是透过「心」以摄实相，而慧能则偏重於从「般若自性」来统摄实相。另外，慧能虽重说「自性」，但他的基本立场仍说法性法体内存於众生身心之中的一贯的如来禅藏。只是，这个法性法体，不再用传统如来禅藏思想中的那个「佛心佛性」来诠解，而改用空宗的「般若自性」来立论了。阐明此一事实，为本文主要的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自从较可信赖的敦煌本《坛经》出土之后，此本大致成为现代学界研究慧能禅法的主要根据，部分的学者亦逐渐将《曹溪大师别传》视为可信的材料。[4]不过事实上，可信赖的文献，并不仅止於上述二种。新出土的重要唐代灯录《祖堂集》、《历代法宝记》中，就载有重要的新材料，是研究慧能禅法不宜忽略的补充文献。另宋代以后的灯录（《景德传灯录》、《五灯会之》等），以及惠昕本和宗宝本《坛经》，当中亦不乏丰富的新资料，虽未易辨其真伪，然其中与敦本《坛经》义理一致者，不妨可做为慧能思想更广泛之补充材料；当然，这当中亦可见出后出之慧能思想之变革处。从完整之文献收集以助呈现慧能禅法之完整面貌的立场来说，仅以敦煌本《坛经》作为基本文献是不足的，唐宋后出之文献，其价值不容忽视。本文尽可能搜罗了历代记录慧能思想的重要文献，我想，大致重要的文献都已收列於文中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全面地来探究慧能思想的全貌，这是本文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一、关於慧能的文献资料
(一)应如何应用《坛经》？
敦煌本《坛经》於一九二三年被矢吹庆辉先生发现，一九二八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中[5]，立成为研究慧能可据最古朴可信之基

3. 唐君毅先生之《中国哲学原论》页49，孤峰智灿的《中印禅宗史》页139等，是以「般若」来诠释慧能禅法的，我想，这样的作法是较符合敦煌本《坛经》经文的。
4. 洪修平、楼宇烈等大陆学者可为代表。可详注82，中有较详之说明。
5. 1923年，矢吹庆辉博士於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发现此本，经校写，1928年编入《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四十八卷中，称为敦煌本《坛经》。（参杨曾文编《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之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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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材料，这样的作法一直是学界的主流。[6]不过我们也不要忘了以胡适为首的反对意见：敦煌本《坛经》的作者是神会而非慧能[7]；设如此，研究慧能思想，敦煌本《坛经》是要被排除在参考资料之外了。胡适的说法是否可信？神会果真是敦煌本《坛经》的作者吗？这样的说法存在著一些根本的困难，可略分为三点来说：一、就历史考据的立场，胡适提出三点「明显的证据」主张神会是《坛经》的作者[8]，这三点理由确乎是太薄弱了（其中一点还出於误解），钱穆，印顺等当代学者驳之甚详，众所周知[9]。 二、胡适最主要还是从「考据学内证」的自信上，确认敦本《坛经》的思想就是神会的思想，故敢於宣称神会造《坛经》[10]。 但胡适的「内证」，确存在著问题，敦本《坛经》和神会思想，并不相同；印顺法师指出《坛经》重「自性变化一切」、重「作意」，而神会却专提「不作意」，这是两人的根本不同处[11]；而钱穆则直说「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12]，这是对他「内证」的根本质疑；

6. 关於慧能研究，当（现）代中日台港大陆的学者，都是以《敦煌本坛经》作为基本资料的，铃木大拙、钱穆、印顺等人可以代表这个主流。
7. 跟随胡适意见的，尚有日本的矢吹庆辉、关口真大（参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附编(二)）；后来的杨鸿飞亦是胡适的支持者，蔡念生〈谈六祖坛经真伪问题〉和澹思〈惠能与坛经〉二文，即予杨鸿飞以反驳。（参王柏寿〈六祖坛经的哲学及其道德思想之研究〉，在《嘉义师院学报》6，民81.11）主要问题的提出者，仍是胡适，故本文即专就胡适而论之。
8. 这三点证据是：(1)〈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说神会之门「竟（按，指「最后」）成坛经传宗」，这是「更无可疑的证据」。(2)敦本《坛经》中有预记慧能灭后二十年，「有人出来不惜身命，第佛教是非，竖立宗旨」，这是「最明显的证据」，这些话显然是神会一派所作。(3)《敦本坛经》中有赞「神会小僧，却得善等，毁誉不动」，胡适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证据」，因文中只赞神会，未赞怀让、行思等人。
9. 关於第一点，「竟成坛经传宗」，胡适误解为神会一派「最后」成《坛经》来传宗；但正确意义是感叹神会一系，「竟然」演变成《坛经》来传宗，是感叹神会门人之非，而不是肯定神会开启此一传承，这是文字理解上的错误，可详印顺《中国禅宗史》页247的讨论。另二点，皆只能证明神会在《坛经》上动了手脚，却不能说即是他的创作。详印顺〈神会与坛经〉（在《海潮音》52．卷2-3，页202-203）和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页91。
10. 胡适自己说：「我相信《坛经》主要部分是神会所作，我的根据完全是考据学内证，《坛经》中有许多部分和新发现的《神会语录》完全相同，这是最重要的证据。」（参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页95。）
11. 王柏寿在其〈六祖坛经的哲学及其道德思想之研究〉（在《嘉义师院学报》6，页58，民81.11）中说，印顺指出慧能之「无念」重念而不住，而神会之「无念」重「不起念」，与这意思是相同的。不过确实而言，印顺并未作二人「无念」意涵之比较，只比较了「作意」、「不作意」而已，王文略有差误。（参印顺《中国禅宗史》页270）
12. 钱穆说：「胡适对中国禅学，并无内在了解，先不识慧能神会与其思想之内在相异，一意从外在事象来讲禅学史，是其病痛所在，不仅讲禅学犯此病，其讲全部中国思想史，几乎全犯此病。」（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页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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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说法，大致也代表了目前学界的共见；神会造《坛经》说，於是在根本上受到了严重的质难。三、括而言之，胡适对《坛经》作者的怀疑，根据证据，本有其道理，可谓相当敏锐独到，可惜从「怀疑是神会」到「就是神会」，这样的结论下得太鲁莽了，以致造成了「有不少以偏概全，主观武断」的结果。[13]据现代学者研究指出，这与他「反佛教」的基本态度是有些关联的，胡适认为佛教「对中国的国民生活是有害无益，而且为害至深且钜」，而「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神会自己就是个大骗子和作伪专家」。[14]在这样的信念下，神会假造敦本《坛经》，只是佛徒的一贯技俩而已，在胡适看来，是极有可能的，这大致也就足以推动他去做出这样一个操之过急的结论了。
我们可以回归主流的传统，视敦本《坛经》为慧能研究中最可信赖的基本文献。敦本《坛经》目前以任子宜收藏提供之《敦博本》最佳，是最好的敦本《坛经》版本，最值得参看。[15]
其次，敦本《坛经》虽最古最可信赖，其后所流传不同版本的《坛经》，又应如何看待？《坛经》版本种类繁多，杨曾文先生表列的《坛经》版本最丰，共近三十种之多。[16]不过据现代研究成果，这些版本除敦煌本外（约12,000字），大致只是另二个版本：惠昕本（约14,000字）、契嵩本的（约20,000字）的不同翻刻而已。[17]这二种后出的版本是否有利用的价值？我

13. 参楼宇烈，〈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有言：「胡适在初期禅宗史的研究中，确实有不少以偏概全，主观武断之处，如断言《坛经》作者为神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三期页62）
14. 参江灿腾〈胡适禅学研究公案〉一文，（在《当代》101,102,民83.9～83.10）
15. 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一书之附编(二)，收〈坛经敦博本的学术价值和关於《坛经》诸本演变、禅法思想的探讨〉一文，对《敦博本》发现之始末，及其版本之价值优点，有详尽之讨论。《敦博本》之正文，即收於此书中。
16. 另石井修道的《六祖坛经异本系统图》收14种，宇井伯寿的《禅宗史研究》列20种，柳田圣山《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收11种版本。（参洪修平《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页195）
17. 这个见解是洪修平先生提出的，参其《中国禅学思想史》页165。其前的郭朋先生，略分为四系：敦煌本、惠昕本、曹溪原本、宗宝本（参郭朋《坛经导读》页35），不过曹溪原本和宗宝本，其实都是契嵩本系统，实际上还是三系（参洪文页166）。印顺法师也提出四系说：敦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参印著《中国禅宗史》页272），古本已不存，至元本，亦即一般所谓曹溪原本，仍是契嵩系。故《坛经》版本诸说，仍不出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这三大系。三大系统下的同类版本大致可图示关系如下：
(1)敦煌本（638-713）
(2)惠昕本（967）＝大乘寺本（1116）＝兴圣寺本（1153）
(3)契嵩本（1056）＝至元本（1290）＝德异本（1290）＝元佑本（1316）＝宗宝本（1291）＝曹溪原本（明、憨山重刻）＝明藏本（即曹溪原本）

2. 有谁开老苗医10块钱泡脚超市的，怎么加盟

老苗医没开，我倒是开了个布医坊10元泡脚超市的，有什么想了解的。

3. 姓檀的祖堂起什么名最佳

查查族谱，根据你祖上的事迹来取。

“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例如：

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

孟姓又以"平陆"等为其堂号。

丘姓有“扶风堂”、“吴兴堂”、“河南堂”、“齐郡堂”，其“河南堂”出自丘和、丘行恭父子官居极品，富可敌国，其后裔中有几十位大官，是为河南郡当时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以郡望为堂号。“河南堂”就成了丘和公后裔祠堂的总堂号。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卞姓的“忠贞堂”，来源于卞氏第三世祖卞壸为国牺牲的光辉历史。后来，晋明帝追封卞壸为忠贞公，旌表其居为“忠孝之门”，敕卞氏堂名为“忠贞堂”。卞壸后裔自称“忠贞堂卞氏”，表示对先祖报国忠心念念不忘。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泊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北宋文坛巨擘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对此论说甚详。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本世纪，名学家兰名钧在长沙创建名运堂，是1999年以“开运姓名研究”的名义创建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姓氏源流

据《通志·氏族略三》引《风俗通》所载：“檀氏，齐公族有食丘檀城，因以为氏。” 春秋时期，有齐国公族食采（封地）于瑕丘檀城（今山东省滋阳县城北，一说今山西省昔阳县），其子孙有的以邑名为姓，称为檀氏。另一说为姜子牙助周武王灭商有功，所以，周武王赐檀木杖一根，赐姓檀。其后代遂有的以檀为氏。战国时的檀弓，即是此支檀氏的后裔。

檀氏起源

据古书记载汉族檀氏姓源有三。《左传·成公十一年》：“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为温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古代“河”之治所怀县，位于今河南省武陟县西南。第二种说法来自南宋郑樵撰《通志·氏族略》，认为檀氏因居住鲁国瑕丘檀城而自称“檀”氏：“齐公族有食瑕丘檀城，因以为氏。”同时指出，瑕丘在鲁而不在齐国，因此猜测：“或齐公族奔以鲁者。”第三种认为檀氏为姜太公后代。唐封演著《封氏闻见记·武监》记：唐朝开元十九年（731年）“置先师太公庙,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姜氏等四十八姓，刻石为记”。但认为檀氏是姜太公后代的说法，除了传说，没有其他史料支持。

在上述三种说法中，檀伯达为周封侯一说,除了《左传》记载，还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武王征商簋”，因其主人是檀利，故被简称为“利簋”。利簋是已知西周最早的有铭文铜器,被誉为“西周第一青铜器”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利簋腹内底部铭文大意是:周武王在击败商纣的第七天,赏赐了有功的右史（一作“有司”）官檀利。檀利便用赏赐制作了用来祭祀祖先檀公的宝器,并铭刻了这一事件。根据利簋铭刻,过去有争议的“牧野之战”的年代能被确认为公元前1046年。

迁徙分布

（缺）檀姓源出主要有三：其一，西周初，武王的大臣苏忿生、檀伯达受封于河内，有檀氏。其二，出自姜姓，以邑名为氏，春秋时，齐国公族有人食采于檀城，子孙以檀为氏。其三，古代鲜卑族姓氏。当今，檀姓在福建、河北、安徽、海南、浙江、北京、湖北等地均有。檀氏入闽始祖是檀满德，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年）入闽，原始住地是永泰文藻境，子孙分布福建各地。檀姓望居清河郡（今河北省清河至山东省临清一带）。

历史名人

檀子

战国时期齐国名臣。魏惠王与齐威王有一次一道打猎，谈到关于国宝的事，魏惠王问齐威王：“齐王有国宝吗？”齐威王回答：“没有。”魏惠王说：“我们魏国虽小，尚且有直径一寸，能前后照耀十二辆车的大珠十颗。怎么齐国这样的大国竟没有宝？”齐威王说：“我衡量宝物的标准与大王的不一样，我有一名官吏叫檀子，让他镇守南城，楚国因此不敢来犯；泗水北面十二个诸侯都来我国朝贺；我有一名官吏叫肘子，让他守高塘，赵国人因此不敢来河的东面打鱼；我有一名官吏叫黔夫，让他守徐州，燕国人因此在北门祀神，赵国人因此在西门祀神，搬迁到我们齐国的就有七干多家；我有一名官吏叫种首，让他防范盗贼，因此，道不拾遗。这四名官吏光华照千里，岂止照耀十二辆车！”魏惠王听了羞愧不已。

檀弓

又称檀公，战国时人。亦为《礼记》篇名，古人注：“名曰檀公者，以其记人善于礼，故著姓名以显之。姓檀名弓，今山阳有檀氏。”著有《檀弓篇》。

檀固

字以忠，北宋池州建德人，熙宁年间进士，绍圣初年，上书批评朝廷罢免宰相范纯仁、吕大防及门下侍郎苏辙，又弹劾章享、曾布、蔡卞三凶。

檀萃

清代诗人，字默斋，山西省高平县（祖籍安徽省望江县）人。乾隆年间举进士，曾任禄戏（在今云南省元谋县）知县。诗集颇多，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檀萃督运滇铜进京，看到北京皮黄演出的盛况，曾咏下“丝弦竟发杂敲梆，西曲二黄纷乱忙。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的诗句。著有《楚庭稗珠录》、《滇海虞衡志》十三卷、《穆天子传·注疏》六卷等。

檀道济

南朝宋名将。高平金乡（今属山东省）人。东晋元兴三年（404年），从刘裕起兵京口讨桓玄，又转战各地，所向摧破，为太尉参军 。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进攻后秦，道济为前锋，与龙骧将军王镇恶率步军进攻许昌，所至克捷，收复洛阳，释放应戮俘囚4000余人，一时归附者众多，为中原人士所称道。不久，进兵潼关，平长安。宋朝建立，以元勋封永修县公，后又出为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元嘉七年（430年）宋派右将军到彦之北进，与北魏交战 ，到彦之先胜后败，黄河以南土地尽失。道济遂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与魏军激战30余次，多获胜利，至历城（今山东省济南）粮尽，不敢进击，设计阻延魏军追逼，领全军而返，进位司空，还镇寻阳（今江西省九江）。因道济功高，部下诸将身经百战，诸子又有才气，为宋朝所疑忌。十三年，宋文帝患重病，彭城王刘义康执政。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听命，矫诏召其入朝，与子8人并戮于建康。

檀武臣

字以忠，号思吾，明代建德县（今安徽省东至县）人。檀父早亡，少时好学，善读兵法。明隆庆元年（1567年）中武魁，次年科进士，被任为宣州卫镇抚，后升任扬州掘镇守备。万历元年（1573年），倭艘入侵掘港，檀武臣提偏师打败倭寇，并追逐至海上歼灭，亲擒贼首二人。神宗降旨褒奖，升为德州游击，继又升参府，治兵于楚。又因“征苗”取胜，被召辅京营，授北京神枢营参将。因年老无子，遂不赴任。他有大将风度，富于方略，善于知人，为官清廉，克勤克俭。他晚年后得一子，长期在家闲居，跨驴携酒，纵游山水，自寻娱乐。

4. 祖堂前大门对联大全

写祖堂对联，一般要根据姓氏、堂号来写。因为不知你贵姓，只能发几副通用祖堂对联，供你参考：
长绵世泽；
丕振家声。
——长绵:亦作“绵长”1.延续久远。南朝梁庾肩吾《谢赉林檎启》“丹徒故。:苑，岁绵长而不见;岷山旧植，路重阻而来难。《西游记》第十一回:”“普谕世人为善，管教你后代绵长。《清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如大清历数绵长，”:延臣寿命，臣当益加勤勉，谨保终始。”世泽:祖先的遗泽。主要指地位、权势、财产等。语本《孟子?离娄下》“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明吴承恩《挽陈拙翁》诗:”“龙楼动褒表，世泽正丕丕。”清姚衡《寒秀草堂笔记》卷三:“余既识其前后岁月，而慨夫能守世泽之难也。”丕振:.大力振兴。《东周列国志》第六九回:“乃不思大展经纶，丕振旧业，以光先人之绪。”家声:家族的名声。

衣冠百世;
俎豆千秋。
——衣冠:指世族;士绅。《后汉书·羊陟传》:“家世衣冠族。”百世:很多世代;很长时期(一世,三十年)俎豆:1.祭祀，宴客用的器具。《史记孔子世家》::“常陈俎豆，设礼容。”2.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后汉书祭遵传》“虽在军旅，范晔:不忘俎豆”。清田兰芳《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故著之独详，亦以见公(袁可立子袁枢)得俎豆于孔庭者非诬也。”千秋:岁月久远。

福田祖宗种;
心地子孙收。
——福田:佛教语。佛教以为供养布施，行善修德，能受福报，犹如播种田亩，有秋收之利，故称。晋道恒《释驳论》“是以知三尊为众生福田供养，自修己之:功德耳。”心地:佛教语。指心,即思想、意念等。心能生万法,如地能长万物,儒家用以指心性存养《朱子全书?学二》“自古圣贤,皆以心地为本”《镜花缘》“欲广福田,须凭心地”。收:指收心。收起散漫放纵的或不良心思，不要被外界所干扰。

礼乐绳其祖武;
诗书贻厥孙谋。
——礼乐诗书:“礼乐”指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诗书”原指《诗经》和《尚书》。后泛指书籍和一般的诗文。

春露秋霜崇典祀;
父慈子孝笃伦常。
——笃:指“笃信”忠实地信仰;深信不疑。伦常:人与人相处的常道。特指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即认为这种道德所规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即五伦，是不可改变的常道。

高天厚地献奇，星斗图书山水画;
光宗耀祖垂训，衣冠礼乐圣贤言。
——高天厚地:比喻长久。明·吴承恩《贺金耻齐翁媪齐寿障词》引:“高天厚地，共启长年。”图书:指河图洛书。河图与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历来被认为是河洛文化的滥觞。河图洛书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最早记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皆可追源至此。《易·系辞上》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之说。光宗耀祖:光:有面子;宗:宗族;耀:显耀;祖:祖先。为宗族争光，使祖先显耀。元·石君宝《曲江池》第四折:“今幸得一举登科，荣宗耀祖。”清·曹雪芹《红楼梦》第33回:“儿子管他，也为的是光宗耀祖。”垂训:垂示教训。《文选·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傲世不可以垂训也，故正谏以明节。”刘良注:“傲慢理不可以垂教后人。”三国魏嵇康《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夫先王垂训，开端中人。”明李贽《答马历山书》:“虽各各著书立言，欲以垂训后世，此不知正堕在好为人师之病上。”清陈炽《＜盛世危言＞序》:“顾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空文垂训，道可传而器不可传。”

5. 民国七大奇案之鬼市人头，藏有怎样的故事呢

解放前的天津既是整个北方最为繁华的城市，也是最混乱的城市。由于经济的繁华，也造成了天津是整个北方最鱼龙混杂的地方，在天津各色人等中，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基本上聚居于天津城南的旷野墓地附近，也就是天津的西广开一带，每次都是天蒙蒙亮的时候出现，等到天完全亮的时候，他们就才各自回家，这就是天津俗称的‘鬼市’，鬼市可不是真有鬼，实际上就是，一群穷苦老百姓城南在贩卖一些手头的日用品，自己做的一些工艺品，最关键是一些小偷偷了人家值钱的东西，不敢到大的店铺去销赃，也到这里寻个买主。卖的无本生意，买的人也感觉便宜。

6. 天津 道教，有道观吗，像大悲院那种有人祭拜的，吕祖堂变成文物了吧

天津地区几乎没有道观，这是早成定局的。有吕祖堂，天后宫，玉皇阁三处。其中天后宫，玉皇阁为正一道，吕祖堂为全真道。解放后成立道协。文革时受到打击，道协被迫解散。这三处地方也荒废了。这几年正一道在天津设了联络处而已。

天津道教史简介
一、 历史沿革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天津市境内道教的出现至迟不晚于唐代。在今蓟县上仓乡高家套村，唐代就已建有道教真武庙。宝坻区城内在金大定年间建有三清观，观内存有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三月元命真人所刻碑文一处。元初邱长春真人曾于1223年6月和1226年两次接受其徒王志谨的邀请到蓟县盘山传道。
在今天津市区境内，据天津史志记载，出现道教宫观的最早时间为元代。如河东大直沽天妃灵慈宫，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年间，现存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泰定三年。元代史建的还有西门外三皇庙、与小稍口福寿宫。明初天津设卫以后，道教空前发展，有籍可查者，明代始建、重建的道教宫观有32座。据统计，元代以来。在天津境内仅天后宫就曾有过16座，分别于大直沽、东门外、陈家沟、丁字沽、咸水沽、贺家口、葛沽、泥沽、东沽、芦北口等处。其中以大直沽天后宫（又称东庙、天妃灵慈宫）和小直沽天后宫（又称西庙）。清初，虽有一些道教宫观的修建、重建或始建，但其数量和规模已远不如明代。
明初，应妙真人李德晟（道号天希）来天津小直沽天后宫担任住持，为天津道教清微正乙派的开山祖师，是天津市区境内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道士。明正统十年，礼部行文给此庙道士邵振祖，令他领道藏一部，此后这部道藏一直珍藏在小直沽天后宫藏经阁内，凡五百余年，于1957年旧历重九前运京，送给白云观中国道教协会收藏。
民国初年的著名道士、中央道教总会会长陈至彬曾在天津道院修道，后入北京白云观任方丈。陈大师对清末民初天津道教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影响。
清末民初，兴废庙办学之风，天津城乡许多道教宫观改为学堂，其间，也有一些道教宫观改作其他公共事业处所，道士和道教信徒人数日益减少，道教活动的规模大大缩小。
二、 道教派别
天津境内道教早期派别较多，近代以来主要有三个宗派：
清微正乙派，又称天师派。属正一教派的一个分支宗派。此派留半发，可娶妻生子继承父业，所以亦称“伙居道士”，在天津势力最大，居统治地位。天后宫、玉皇阁、帝君庙、玉皇庙等均属此派庙宇。近代主要道士有张修华、张修培、陈省铭、胡承勋、胡清泉、张清信等。
龙门派，龙门派属全真派的七个分支宗派中流传人数最多的一派。此派开坛放戒，不婚，素食，蓄全发，师徒相承。福寿宫、水月庵、净业庵等均属此派庙宇。近代主要道士有刘教寿、方理清、曲理和、冯宗岳、张宗义、徐宗录等。
华山派，属全真派之一，吕祖堂、城隍庙均属此派庙宇。近代主要道士有李智远、李智深、李信普（毓麟）、李信常等。
三、 庙宇与道士
建国初期（1950年），市区（郊县宫观数据尚未统计）共有道教宫观16座，计大直沽天后宫（东庙）、天后宫（西庙）、龙王庙、三清观、玉皇庙、吕祖堂、玉皇阁、城隍庙、圆通观、帝君庙、净业庵、水月庵等。。1956年市区内道教宫观减至12座。至1966年只剩天后宫（西庙）、吕祖堂和玉皇阁3座。
建国后，多数道士陆续转业还俗，剩下的大多年老体弱，道士人数逐年减少。1950年统计，天津市区有道士60人，到1958年，市区仅有道士24人；1976年，减至8人。到2005年只有两位健在。
四、组织与管理
天津道教的管理机构，明清时代在中央设道录司，在天津府设道纪司，在天津州设道正司，在天津县设道会司，这些均为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负责管理道教事务。天津道纪司、道正司、道会司的官职，一直由天津道教清微正乙派小直沽天后宫的住持担任。李惟彬、薄惟诚、孙希敏、郭希山、郭最正、刘希彭等人曾任天津县道会司；郭惟源曾任天津府道纪司都纪。
1913年9月北京白云观方丈陈至彬在京成立全国性道教团体“中央道教会”，同年12月7日，直隶道教总会在天后宫举行成立会，30余名会员到会。宗旨标榜“表彰道脉，力挽颓风，增人群道德，永享共和幸福”。事务所设在天后宫，福寿宫住持刘教寿任会长。1934年天津道教会改名为天津特别市道教会，陈省铭、张修华分别任正、副会长，会址设在玉皇阁内。1942年在日伪政权操纵下，成立华北道教总会天津分会，董政国（曾任吴佩孚部师长）任会长。1946年3月天津“华北道教总会天津市分会整理委员会”成立。7月改选董事会，理事长陈省铭，常务理事张修华，张永年。同年9月改名为“天津市道教会”。1948年4月天津市道教会重新改选，选举张修华为理事长，张永年、吕永翔为常务理事，此外还选出理事12人，监事2人。以迄新中国建立。
解放后，道教界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组织道士进行政治学习。1958年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组织道士参加生产劳动，成立了“道教生产社”。道士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1956年11月，中国道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在北京召开，天津市道教会理事长张修华作为发起人之一代表天津道教界应邀出席。会后，于1956年12月14日至15日，天津市道教会召集全市（指今中心市区）道士（中心市区共26人，其中25人出席）在玉皇阁召开了“中国道教协会发起人会议”传达报告大会。会上改组了天津市道教会，选举张修华为理事长，李智深为副理事长，冯宗岳为秘书长，胡承勋等为常务理事。1957年4月，中国道教协会成立，“天津道教会”亦改名为“中国道教协会天津分会”。会址最初设在玉皇阁，后迁至天后宫（西庙）。文化大革命期间，道教界人士遭到迫害，中国道教协会天津分会被迫停止活动。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恢复。
五、主要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
道教为多神教，其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很多。农历正月初九玉皇诞辰，农历二月二十五日太上老君诞辰，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农历九月初九九皇圣会（北斗会），这些都是天津道教的主要节日。在天津市区的道教宫观中，清微正乙派的宗教活动影响最大，历来参加的人数也是最多，其活动主要集中在天后宫和玉皇阁。天后宫在每年的农历正月、三月、五月有三次庙会，八月和九月还有两天宗教活动。玉皇阁在每年的正月初八日祭星、九月初九攒斗，道士作北斗会。历代天津民众每逢丰年佳节、太平盛世均汇集于天后宫、玉皇阁举行盛大的庙会。农历三月二十三天后圣诞庙会，原称“娘娘会”，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时路过天津，曾亲临过一次庙会，从而改称“皇会”。龙门派的宗教活动主要集中在福寿宫，每年农历三月三日西王母诞辰，都要在福寿宫举行蟠桃盛会。华山派的主要活动集中在吕祖堂和城隍庙，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吕祖诞辰，都要在吕祖堂举行斋醮活，每年农历四月初八还要在城隍庙举行“鬼会”。

【天津道教主要场所】
【天妃灵慈宫】
天妃灵慈宫，天津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称“大直沽天后宫”，俗称“东庙”。坐落于河东区大直沽中路，始建于元代延佑年间（公元1314—1320年），是中国北方最早的妈祖庙，也是天津发现的最早的寺庙，被史学界称为“天津第一庙”，与福建湄州的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齐名。该庙是遵《地藏》和堪舆之说，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式地形营造的道观。庙门向南朝海河而立，海漕入海河后，舟人于漕船上即可朝拜。该庙为砖木结构，宋代风格，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在元泰定元年，一场火灾焚毁了原有的灵慈宫。两年后，在三岔河口又建了一座新的天妃宫（后升为天后宫），成为后来的中国三大妈祖庙之一。而焚毁的灵慈宫也于元至正年间得以重修，与三岔口的那座（西庙）形成了历史上祭祀妈祖的东、西庙。在明代天妃宫仍有重修，直至清代一直香火兴盛不衰。清人蒋诗《沽河杂吟》有“刘家巷里如云舶，部祷灵慈天后宫”的诗句，描写了江海船工祭祀天后的热闹情景。清末八国联军时，天后宫毁于入侵的俄军手中。1902年，虽有当地居民集资重修了三间大殿，但终未能逃脱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下的命运。
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天妃宫遗址进行发掘，现已建成元明清天妃宫遗址博物馆。目前，天妃灵慈宫重建工作正在筹备当中，年内将完成重建。

【天津天后宫】

天后宫（天妃宫西庙），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津现存的著名道教宫观，坐落在天津市区南北运河与海河交汇的三岔河口西岸，俗称“西庙”、“娘娘宫"。现与福建莆田湄州妈祖庙、台湾北港朝天宫并称中国三大妈祖庙。初为船工祭祀海神天妃、举行酬神演出及聚会娱乐的场所。始建于元泰定三年(1326)，为火灾焚毁了原有的灵慈宫后，在三岔河口又建的一座新的天妃宫（后升为天后宫）。明以后曾多次扩建修葺。建筑物有戏楼、幡竿、山门、牌坊、钟鼓楼、前殿、正殿、后殿，是市区现存年代最早的古建筑。清人崔旭《津门百吟》有首诗对祀奉天后的情形带有总结性：“飞翻海上著朱衣，天后加封古所稀。六百年来垂庙飨，海津元代祀天妃。”这首诗算是概括了600多年来从朝廷到民间敬奉天后的历史。
1985年天后宫进行了大修，市政府将此辟为民俗博物馆，展示天津历史发展、民间风俗等。现为目前天津保存最为完整的道观。天后宫附近还是天津早期商业和民俗活动繁华之处，现已辟建为富有中国味、天津味、古典味、文化味的"古文化街"，古朴典雅，热闹异常。

【天津吕祖堂】

天津吕祖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天津市红桥区如意庵大街何家胡同18号。是供奉八仙之一吕洞宾的道观。始建于明朝宣德八年（1433年），当时为永丰屯屯中祠堂。清朝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修葺后，改为吕祖庙观，定名为“吕祖堂”。后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道光十九年（1839年）和民国九年（1920年）三次修葺。主要建筑有山门，前殿，后殿和五仙堂，占地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前殿主要供奉吕洞宾，后殿供奉北斗元君，两侧有药王和药圣。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兴起，"乾"字团首领曹福田率静海一带义和团来津，在此设总坛口，领导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为中国惟一保存较完整的义和团总坛口遗址。新中国成立以后，义和团吕祖庙坛口遗址受到各级人民政府的保护。1962年被列为天津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1985年修复后辟为天津义和团纪念馆，对外接待观众。目前，是国内唯一的反映义和团运动的纪念馆。

【天津玉皇阁（清虚阁）】

玉皇阁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天津市南开区玉皇阁大街。建于明宣德二年(1427)，万历年间重修。玉皇阁原为道教建筑群，建筑包括牌坊、山门、钟鼓楼、配殿、六角亭、大殿和清虚阁，原是天津市区规模最大的道观。现在仅存观内主体建筑清虚阁，是市区现存年代最早的木结构高层建筑，坐西朝东，面对海河。上层内供玉皇铜像，周围有回廊栏杆，可登临远眺。旧时每逢“九九”重阳节，男女老少都会佩戴茱萸，登高赏菊，而玉皇阁高大雄伟，便是极目远眺、欣赏风景的绝佳之处。清代天津诗人周自邰曾有诗篇《九日登清虚阁》 “此日无风雨，清虚阁上游。天寒欺短发，地阔豁双眸。万井鱼鳞屋，千帆鹢彩舟。登临情未已，不负菊花秋。”诗人通过登高远眺，描绘出海河秋色的动人景色。

【宁河天尊阁】
天尊阁是天津历史上道教三大阁之一，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在天津城东北宁河县丰台镇。该阁始建年代已不可考，有唐初始建和明代始建等多种说法。据《丰润县志》等文献和幸存至今的碑文记载，清康熙年间重修天尊阁，咸丰八年(1858)曾进行油漆、彩塑。占地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240平方米。三檐歇山式木结构楼阁建筑，上下三层，通高17.4米，巍峨挺拔、气势恢宏。由山门、配殿和该阁组成，曾为供奉元始天尊、西天王母和紫微大帝等神祇的道教场所，又名太乙观。下层称三清殿，面阔5间，进深4间前出廊；中层为王母殿，面阔5间，进深4间；上层名天尊阁，面阔5间，进深2间前出廊。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附近建筑全部倒塌，惟天尊阁巍然屹立，为震中地区仅存的古代高层建筑。
日前，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文物保护法“修旧如旧恢复原状”的古建筑修缮原则，对天尊阁的主建筑、部分支柱、木地板等进行了维修和更换，并实施绿化。目前，修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使天尊阁重现远古风貌。

【天津福寿宫】
福寿宫是明清天津卫著名道观之一。位于西青区西营门街小稍直口村。始建于元泰定年间，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再次重修，原有大殿三座，占地面积2800平方米。建筑恢弘，风格古朴。殿内主要供奉王母娘娘、送子娘娘、眼光娘娘、慈航真人、吕祖、关公、柳二太爷等神祇。每年农历三月三日西王母诞辰，福寿宫都要举行蟠桃盛会，一时商贾云集，朝客万千，香火极为兴盛。民国初年著名道士、中央道教总会会长陈至彬曾在福寿宫修道，后入北京白云观任方丈。1949年解放天津时福寿宫被国民党先遣军烧毁，解放后遗址被改为了校舍。现福寿宫仅存青石台阶，抱鼓石、石牌坊基础，幡杆夹杆石和古槐一株。夹杆石雕成精美的石狮，高1米。

7. 祖堂集的传播

《祖堂集》撰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年）初名《古今诸方法要》，是禅宗的早期著作。编后曾在国内流通，北宋契嵩（1007—1075年）在自撰自注的《夹注辅教编》中说他看过《祖堂集》，北宋皇家图书馆目录《崇文总目》也有《祖堂集》。此后在中国本土失传，其原因可能与宋景德年间编的三十卷本《景德传灯录》有关。《景德传灯录》编完后即作为禅宗史书的代表编人《大藏经》，影响日益扩大。而《祖堂集》没有被编人《大藏经》。
《祖堂集》可能从泉州流人高丽。宋代泉州与高丽贸易往来频繁，泉州海商到高丽主要从事海外贸易，有的还为高丽购买中国图书、雕造经板。元佑二年（1087年）徐戬“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等二千九百余片”，载往高丽。
《祖堂集》流入朝鲜的年代不详，只知道高丽高宗三十二年（1N5年）分司大藏都监匡隽开雕《祖堂集》二十卷的完整版本。朝鲜海印寺所藏《祖堂集》云：“已上序文，并祖堂集一卷，先行此土（即朝鲜），尔后一卷齐到。谨依具本，爱欲新开印版，广施流传，分为二十卷。……今以沙门释匡隽所冀，中华集者，永祛惜法之痕。”
《祖堂集》在朝鲜雕刻后，在远离京城的伽耶山海印寺保管起来，其他地方是否有《祖堂集》的传本，也不知道，在朝鲜的古代禅宗史书中没有人提到这部书。直到近代，日本学者关野贞、小野玄妙对朝鲜庆尚道陕川郡伽耶山海印寺所藏高丽版大藏经调查时才发现《祖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