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太宗餐飲加盟

❶ 《宋太宗強幸小周後》粉本

仁宗朝宰相文彥博曾在筆記中記載，他親眼看到過這幅畫。

又,在《熙陵幸小周後圖》上，元人馮海粟學士題過詩：「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沖地起，御園紅紫滿龍堆。」意思是：宋太宗你強搶了別人妻子，而你的後代（宋徽宗、欽宗和宗室嬪妃公主3000人）也被金人大肆蹂躪，這真是報應了

此外明人沈德符《野獲編》也說:「宋人畫《熙陵幸小周後圖》,太宗戴襆頭,面黔色而體肥,周後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後作蹙額不勝之狀。
姚叔祥《見只編》雲：「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太宗強幸小周後》粉本（即水粉畫），「後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擁背後，身在空際。太宗以身當後。後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頰。」

因此這畫確切存在的可能性較大,但應該不是如野史中的說的"現場寫真","熙陵"這一稱呼是因宋太宗死後葬在河南鞏縣的永熙陵而來,畫應為趙光義死後,即真宗朝好事者根據傳聞所畫..且其後又有人臨摹再作..不止一個版本....純屬個人意見

關於這幅畫，後世的下落，一說已滅失；一說，留傳至近代，1949年後被帶到台灣，保存於台灣歷史博物館。本人更傾向於前一種觀點

特別是粉本的圖卷，據說清初還能看到，其後就再也沒有了。
論壇上有人認識研究宋代文化的程民生、張其凡、賈玉英、馬玉臣諸先生，曾問過這個問題，他們都說不存了，孔學先生是專門研究宋代史料的，他也這樣說。

❷ 沈陽美食介紹

1、老邊餃子

歷史悠久，據說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已經成為沈陽當地的老字型大小美食之一。沈陽的老邊餃子館在全國都非常有名，來到這里一定要好好嘗嘗，它用料好，餡料是用特製的湯煸做的，吃起來口味醇香，鮮美可口。

2、殺豬菜

在東北地區，很普遍的一種特色菜餚，殺豬菜源於東北農村，從前，農村人殺豬之後把豬肉切成大塊放進鍋里，加水，然後放上酸菜、血腸一起燉。殺豬菜是地道的傳統風味，現在的殺豬菜在口味上有了很多的創新，更受歡迎了。

3、鍋包肉

作為一道經典東北菜，傳統的做法用的豬裡脊肉，將裡脊肉腌制一下，然後裹上面衣下鍋炸，成菜色澤金黃，沈陽鍋包肉和一般用糖醋汁醬料做的鍋包肉比起來更加的香酥可口，也更地道。

4、李連貴熏肉大餅

在沈陽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也是當地的特產小吃。李連貴熏肉大餅用料講究，熏肉用10多種中葯熬煮成，煮成的熏肉很入味，香而不膩，大餅是用豬肉的湯加上麵粉做的，所以他家的肉餅不管熏肉和大餅都很好吃，外酥里嫩，成為了沈陽特色小吃之一。

5、沈陽回頭

一種清真小吃，一般在沈陽街頭銷售，歷史悠久，在當地是不得不吃的一種美味。將上等的麵粉做成面團，然後將劑子按扁、擀平、抽薄、上餡，把包了餡兒的面卷折成長方形，色澤金黃，口味酥香。

❸ 百家講壇 太宗繼位 魏徵進諫 以民為本 等系列講座 由此推知他所講的主題是

貞觀之治

❹ 太祖太宗高宗玄宗，這個怎麼排有什麼講究

按歷史的先後順序:

太祖＞太宗＞高宗＞玄宗

太祖:開國立業

太宗:發揚光大

高宗:守成令主

玄宗:道教術語，指道家道的深奧旨意

太祖:

太祖，指先祖稱謂，後多用來指開國帝王的廟號；太祖父。

玄宗:

玄宗是封建帝王的廟號之一。歷史上廟號被稱為玄宗的主要有唐玄宗李隆基，以及黎玄宗黎維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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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自太宗至德宗一百七十年間，為中國佛教最盛之時。

玄宗治世，敕天下諸州擇規模宏偉之道場，一律改名開元寺，藉示開元佛化發展之極。

其中可分二期：

其一、初唐。

貞觀初至開元初七十餘年，繼承歷朝譯事；顯教大部重要經論，向所未備者，今皆彌補之，是為顯教極盛時代。

其二、盛唐。

時至開元，中國顯教之傳譯，可稱觀止！

後此，非無特出經論，卷帙大都有限。

由此以訖貞元，八九十年間，所譯皆尚密乘，不惟文字宣揚，且屢開壇灌頂。

其三、近代。

明、清皆取元之政治手腕，藉喇嘛教羈縻藩屬，以國師、活佛等虛名籠絡其中有權威者，不在弘揚其道；縱有傳譯，亦秘密藏諸內府，非大眾所知也。

❺ 唐太宗的朝陵六唆

昭陵六駿是指陝西醴泉唐太宗李世民陵墓昭陵北面祭壇東西兩側的六塊駿馬青石浮雕石刻。每塊石刻寬約2米、高約1.7米。昭陵六駿造型優美，雕刻線條流暢，刀工精細、圓潤，是珍貴的古代石刻藝術珍品。六駿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先後騎過的戰馬，分別名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烏」、「特勒驃」、「青騅」、「颯露紫」。為紀念這六匹戰馬，李世民令工藝家閻立德和畫家閻立本，用浮雕描繪六匹戰馬列置於陵前。

❻ 唐太宗在位期間完善

唐太宗完善科舉制度的措施：
唐太宗把學術文化提到與治國好壞相關的高度來認識.他認為：「近代(指南北朝以來)君臣治國多劣於前古」,原因就是大臣們不讀書,「無學業」「不能識前言往行」,力糾重武輕文的弊風,提倡用人以德行、學識為本.唐太宗擴充學校,加強管理.管理中央學校的機構為國子監,其下有六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唐太宗常到國子學、太學視察,關心學校教學.在他支持下,增築校舍1200間,增加生員至3 260人.以後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都派遣子弟到長安的國子學學習.「鼓篋而升講筵者,八千餘人,濟濟洋洋焉.國學之盛,古昔未之有也.」長安成了國內教育中心和文化傳播基地.
為了廣開選官的途徑,唐太宗繼承並發展了科舉制度,這是唐代最主要的選拔人才的制度.唐代的科舉每年定期舉行,常設的考試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比隋代有所增加.考試科目以明經、進士二科最重要.進士科在隋朝僅試策論,即對時事和政治的看法.貞觀八年加試經史.唐高宗末年加試帖經、雜文.進士科每年應舉者少則八九百人,多則一二千人,而其中能及第者不過十餘人以至三十人左右,錄取比例不過百分之一二.由於應舉者多,錄取名額少,50歲能考中進士的人,還算年輕,仍被看作「少進士」,終身不第的居大多數.「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形象地刻畫出進士登第的難度.貞觀末年,唐太宗擴大進士科,提高了進士的進身之階,對於唐朝前中期科舉制的興盛,無疑起了推動作用.

唐太宗完善三省互相制約機制
一、強化監督，完善三省互相制約機制
李世民曾任尚書令，深切認識到作為一國之君權力高度集中的不足和危害，言談話語決策行事，常常會產生偏頗和失誤。始於西漢、確立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雖然從體制上是三省分權制約，但詔令起草審核監督等環節中三省官員又互相之間你好我好大家好，很少敢於負責，互相制約了；對「金口玉言」的皇帝更是唯唯諾諾，罕有官員明知皇帝失誤敢於勸諫了。他知其弊端，在貞觀元年（627年）曾說：「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事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之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苛避私隙，相惜顏面，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亡國之政。」
為了盡快改革這種中央管理機制，他廣泛向各級官員和士紳階層徵求意見。這，可能就是唐朝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吧。其中一地方小吏張玄素，提出讓大臣輔佐分擔治國重任並正過失、皇帝僅選賢任能並「高居深視」裁斷賞罰則可等新的見解和主張，令一代明君耳目一新。經過反復思考，李世民將張玄素關於國家治理建議，和自己任尚書令時的觀察及思考相結合，在與大臣蕭瑀的談話中正式提出他的治國理念，即「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劃，於事穩便，方可奏行」。
在李世民看來，國家政務由大臣代為處理，讓皇帝從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是不容置疑的；皇帝要對大臣們的處理結果進行了解，也是必需的。而大臣們要處理國事，就需要進行層次的劃分和職權的明確。所謂「百司商量，宰相籌劃」，就是在當時的尚書省六部體制下，具體的事務由具體的負責機構進行處理，提出處理意見，這就是「百司商量」；這些處理意見，有些是按照國家既有的法令規定做出的，那麼按照法令辦理即可，而對於法令沒有具體規定的那些「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的事務，就由宰相集體會議——當時稱為「政事堂」會議——對相關機構作出的處理意見進行討論，達成共識之後再向皇帝進奏，由皇帝認可後執行，即所謂「於事穩便，方可奏行」。
於是，李世民果斷決定，進一步建立完善三省權力，強化中書省討論評議，門下省監督監察的權力，形成能夠真正互相制約的機制。一個政令的形成，先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討論評議。他要求參與討論評議的，都應該公開發表自己的意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不能唯唯諾諾順眾，特別強調「五花判事」制度。原來，中書省負責詔書起草和參議章表的，主要是六名擔任中書舍人的官員，對應著六部，每人按照尚書六部的分工，各押一部。其中一人對國家軍政大事提出意見，其餘五人可以「各執己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此類似於現代民主國家的「議會制」。再修改後轉中書省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形成決議，然後報皇帝批准，再由中書省以皇帝名義發布詔書。正是由於特別申明「五花判事」，「由是鮮有敗事」。而詔書發布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的，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布。只有門下省副署後的詔書才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最可貴的，是李世民規定，自己口述或草擬的詔書，也必須由門下省副署後才能生效，以防止他自己在心血來潮或心情不好時發出不慎重的詔書。
貞觀前期，李世民在一次對中書、門下兩省五品以上侍從官員的談話中，再次申明了中書、門下監督的重要性：「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情，唯唯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詔敕、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何煩簡擇，以相委付？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言，無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他專門強調，中書、門下兩省官員應該對詔令中不合情理之處進行批評，不能知而不言，也不需因懷有畏懼之心而躊躇不前。
西方國家在17世紀才興起「議會制」和「三權分立」的運行體系，而李世民早在1300多年前就已成功運用於中國的政治運行，整整比西方早1000多年！這說明其眼光何等長遠，胸襟何等博大。
在實際運行中，作為皇帝的李世民自己身體力行，特別注意別人的意見，絕不獨斷專行，真正做到有失誤和不合適的政令立即改正。貞觀元年（627年），有宰相封德彝，鑒於有些折沖府的兵源不足，便向唐太宗建議將不到參軍年齡的中男（唐初十六歲為中）體格健壯者檢點入軍。唐太宗當即表示同意，並令中書省起草詔令，送門下省審議後，交尚書省執行。但當這一詔令送至門下省時，專門負責簽名蓋章的門下省官員給事中魏徵卻拒不簽字，中間雖經多次交涉，均未成功。最後，封德彝只得向唐太宗作了如實匯報。太宗聽罷大怒，立即派人招來魏徵，聲色俱厲地說：「檢點健壯中男入軍一事，是我已經同意的。這件事究竟與你有何干係，竟這樣固執地不肯同意，我真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魏徵鄭重地回答道：「我聽說竭澤而漁，並不是打不到魚，但明年無魚；焚林而獵，並不是捕不到獸，但明年無獸。如果將中男檢點入軍，那麼這些人原來承擔的租賦雜徭，將如何取給？並且兵不在多，關鍵在於如何訓練。如果訓練得法，人百其勇，何必湊數？」接著，還一連列舉了唐太宗即位以來失信於民的二三件事。最後則嚴厲指出，如果長此以往，怎能取信於人！唐太宗聽後，立即冷靜下來，沉思半晌，終於誠懇地說：「我沒有深思熟慮，竟犯了這么大的過失。如果長此以往，還能求得天下大治嗎？」遂立即下令停止簡點中男，並賞賜魏徵金瓮一口。
二、精簡機構，樹立清正廉潔的 政壇風氣
李世民登基之初，眼見經過隋末唐初動盪，地方機構臃腫，官員人浮於事，政壇風氣極為敗壞，貪污受賄十分普遍。他決定精簡機構，淘汰冗員，建立精幹高效廉潔的地方治理機構，樹立清正廉潔的官場風氣。
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就開始精簡地方機構，提出「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的指導思想，抓緊頂層制度設計，並嚴格規范管理。據記載，隋末唐初，全國「州縣之數，倍於大業、開皇之間」。唐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於是，在貞觀元年（627年）二月，他便下詔令，「命大加並省」。地方行政機構只設州、縣兩級，大大減少層級；州設刺史，縣設縣令。委託房玄齡等負責並省官員，重用人才，淘汰庸官。他指出：「政治之本，唯在於審，量才授職，務省官員。」他親自掌握挑選刺史，縣令則讓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薦。至貞觀十三年（639年），州府設置減少到358個，縣1551個。同步起草修訂《貞觀律》，其中的《職官令》和《職制》，對政府機構、官員的設置和配備，做出明確的規定，違反的就要進行懲處。為防止機構改革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唐律·職制》規定：「諸官有員數，而署置過限及不應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徙二年。」《職制》還對二級官員以及吏佐的職責以及獎懲等，有十分詳細明確的規定。後世學人在疏議序里註：「蓋姬周而下，文物儀章，莫備於唐。」「乘之則過，除之即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
唐太宗對官場貪污腐敗風氣深惡痛絕，十分重視對地方官吏的監督。貞觀元年（627年），將全國分為十道，即十個監察區劃。根據需要中央可以臨時派官員到各道巡察，考察地方官員的善惡，並根據其政績加以謫升。李世民告誡官員說：「國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為准。」引導他們一心為公，各安本分。他曾暗中派遣左右心腹向朝臣「行賄」，試圖以此引誘官員上鉤，然後殺一儆百。此舉類似於如今某些地方存在的「釣魚」執法。此計一施，立即有一官員「受賄」。雖說僅為一匹絹，數額很小，但李世民依然准備殺了這個官員。民部尚書（後來改稱「戶部尚書」）裴矩力諫，說：「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李世民聞此言頓時醒悟，隨即收回了成命，但極大警告震懾了地方官員，令他們不敢再有非分想法。在精明自律如李世民面前，官吏貪污的代價太大，很難有藏身之地，加上制度約束則從根本上鏟除貪污賴以滋生的社會土壤。李世民登基僅數年，經過大力整頓，整個官場濫用職權和貪污瀆職的現象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❼ 魏徵的壇子是什麼

我認為他的獨門武器是他的嘴和一顆忠誠之心
●魏徵是唐朝著名的諫諍之臣。一次，唐太宗怒氣沖沖地回到後宮對皇後長孫氏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掉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後忙問殺誰?t太宗說，魏徵常常在朝堂上當眾刁難他，使他下不了台。皇後聽了，連忙向太宗道喜說，魏徵之所以敢當面直言，是因為陛下乃賢明之君啊??明君有賢臣，歡喜還來不及，怎能妄開殺戒呢?t太宗恍然大悟，此後更是「勵精政道」，虛心納諫，對魏徵倍加敬重。魏徵也進諫如故，「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從不畏龍顏之怒。由是，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終於開創了大唐「貞觀之治」的輝煌盛世。魏徵死後，太宗如喪考妣，慟哭長嘆，說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他還令公卿大臣們把魏徵遺表中的一段話寫在朝笏上，作為座右銘，以魏徵為榜樣，做到「知而即諫」。君臨天下的皇帝，對一個老臣竟倚重、傾心如此，這在歷史上的確並不多見。
●魏徵早年投靠唐高祖李淵創建的唐王朝，為太子李建成做事。由於魏徵才華出眾，因此很受太子的器重。
後來，李世民發動「玄武門兵變」，殺死哥哥李建成。年輕而敏銳的李世民知道魏徵是個人才，便親自召見他。李世民一見魏徵，就非常生氣地責問他：「你為什麼要離間我們兄弟的感情?t」在場的大臣們都感到魏徵將有殺身之禍。可是，魏徵卻從容自若，以非常自信的口氣回答說：「如果皇太子早聽我的話，肯定不會落到今天這樣的下場。」李世民聽後，被魏徵這種不畏強權及正直的精神所感動，打心眼裡欽佩他的人格。因此，不但沒有處罰他，反而重用了他。
不久，李世民委任魏徵為諫議大夫（專門向皇帝提意見的官職），以後又提拔他當宰相。建國之初，唐太宗勵精圖治，經常召見魏徵，與他討論治國施政的得失。魏徵胸懷大志，膽識超群，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大膽進諫。在他任職的幾十年間，為了使大唐民富國強，先後向唐太宗進諫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見，盡量採納。
●由於魏徵能夠犯顏直諫，即使唐太宗在大怒之際，他也敢面折廷爭，從不退讓，所以，唐太宗有時對他也會產生敬畏之心。有一次，唐太宗想要去秦嶺山中打獵取樂，行裝都已准備停當，但卻遲遲未能成行。後來，魏徵問及此事，唐太宗笑著答道：「當初確有這個想法，但害怕你又要直言進諫，所以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還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隻上好的鷂鷹，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很是得意。但當他看見魏徵遠遠地向他走來時，便趕緊把它藏在懷中。魏徵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鷂鷹悶死在懷中。

❽ 唐太宗李世民騎六駿殺敵的地方

在唐太宗的戰馬中，最有名的是白蹄烏、特勒驃、颯露紫、青騅、什伐赤和拳毛駒。這六匹戰馬都在李世民開辟大唐基業的重要戰役中立有赫赫戰功。白蹄烏是一匹周身黑色、四蹄純白的駿馬，是李世民與盤據在隴西的薛仁杲父子大戰淺水源時所騎。李世民在追殺敵軍時，騎著它一晝夜跑了二百多里，最後白蹄烏力竭而死。特勒驃是一匹黃里透白的戰馬，李世民騎著它大敗劉武周，收復了大片河東地方。颯露紫是一匹純紫色駿馬，李世民騎著它在洛陽將王世充打得大敗。颯露紫在激戰中中箭而亡。青騅是一匹白色的雜毛馬，李世民騎著這匹戰馬連連獲勝，生擒了竇建德，逼降了王世充。青騅在激戰中身中五箭而亡。什伐赤是李世民與竇建德、王世充作戰時騎的另一匹駿馬。拳毛駒是一匹黑嘴黃馬，是李世民與劉黑闥在洺水激戰時所騎。 李世民非常珍愛上述六匹名馬，在他做了皇帝之後，每當談論他當年征戰疆場的情景，總不忘這六匹名馬的貢獻。所以，當文德皇後病故埋葬昭陵時，唐太宗下令大畫家閻立本將這六匹名馬畫出來，由雕刻名家鐫刻於巨石之上，放入昭陵祭壇之上，名「昭陵六駿」。石料高1．71米，寬2．05米，厚0．3米，六匹駿馬是用浮雕形式刻上去的，手法簡潔而渾厚，形象栩栩如生，是我國古代雕塑的典範作品，其藝術水平不在希臘、羅馬雕塑之下，被譽為「世界古代藝術雕刻創造中的精品」。

❾ 偶然《從貞觀之治之開元盛世之悲》,字里行間使我自睹

理想聖君：開明納諫的形象如此建立

普通大眾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歷史和現實生活一樣，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備偶像氣質的皇帝。對此唐太宗似乎一直都表現得相當配合。在唐太宗認真求諫的鼓勵下，貞觀一朝君臣確曾一度形成了一種直言進諫、納諫之風。民部尚書裴矩佞於隋，也能大膽進諫力爭。司馬光就說：「裴矩佞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我行我素：納諫虛心傾聽 聽完不改還按自己意願做
據《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唐太宗雖然很不高興，卻沒有發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還借題發揮地說出「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這句千古名言來。不過，《資治通鑒》卷193卻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出來反對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 「虛心納諫」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們與唐太宗本人聯手炮製出的一塊「內聖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慾，將他納入「內聖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麼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後，他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築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納諫的秘密：形式主義表演塑造出一代聖君的形象

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現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後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注，以至於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朴、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裡，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的進諫最後並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度，當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後，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容。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行納諫的內容，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聖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於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