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上海現在有多少幢老的花園洋房在那裡可以查到這些老洋房的資料
武康路是上海西區的一條幽靜馬路。8月9日上午，史丹福房屋置換公司總經理趙建平帶著4位經紀人在這條街上拍照登記，用他們的行話說是在「掃街」，即尋找房源。史丹福公司8月1日剛在這條街上開了第一家店，是上海目前惟一專門從事老洋房買賣、租賃的公司。
在這條不到3000米的小街上住著400多戶人家，其中有100多幢老花園洋房。而這些老洋房的主人們都曾顯赫一時。黃興住在393號，1916年10月31日在這里逝世;唐紹儀住在40弄1號，他曾出任袁世凱政府的第一任內閣總理;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分別住在105弄2號和67號，兩處相距百餘米，現在還有幾位原農業銀行的老職工住著;正廣和汽水廠的大班住在99號;加拿大人福開森住在390號，他曾是高等工業學堂（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監院和《新聞報》的老闆，而武康路在解放前就叫做福開森路。
「銷售一個樓盤的利潤也許都不如賣一幢老洋房。」史丹福公司董事長陳早春對記者說。在陳早春看來，短短的武康路簡直就是一個聚寶盆，「如果再算上附近的湖南路、新華路、淮海中路，這里聚集了300多套老花園洋房。」32歲的陳早春也是全國最大連鎖房屋租賃公司「我愛我家」的創始人，1995年即開始介入上海老洋房買賣。坐在他的寶馬X5吉普車中，一路上給記者指點經他手交易的房子，近幾年他一共賣了100多套老洋房，這還不算經手租出去的。最近的一個大手筆，是以5000萬元成交一套榮毅仁當年住過的老宅，在宛平路上。如果按行內通行的3.5%傭金計算，一筆買賣就可提175萬元的傭金，「而且，這是個循環的市場，買下洋房的可能再賣出，我再買進進行包裝，一樣也可以賺大錢」。
事實上，大多數代理商不一定都有專做洋房的部門，但一定不會放過洋房生意。「做成一筆生意的傭金往往會達到100萬元以上，這比一家店面一年利潤的總和還多。」上海房屋置換有限公司愚園店經理鄭偉說。
「截至1949年，上海一共有老花園洋房5000多幢，300多萬平方米。它們大多隱匿於尋常巷陌。」上海現代建築設計（集團）有限公司檔案室主任婁承浩告訴記者。在價格上，花園洋房與商品房完全是兩個概念，「上周還有人向我咨詢過哪些房可以買。」婁承浩說，「我告訴他，你先准備1000萬吧。」目前上海老洋房的價格為每平方米1萬到3萬元，總價往往會達到2000萬～3000萬元一套，「現在世貿中心頂層可以賣到3500萬。」21世紀不動產上海德佑加盟店店長邵非說，「上海的房價不斷上漲，為什麼花園洋房不可以賣得更貴呢？」
如果簡單計算，5000套洋房每套均價1000萬元，總價值將是一個天文數字。然而老洋房的市場前景並不這么簡單。「市場最大的瓶頸還是產權問題，」孫懿說。他是上海大華集團企劃部經理。上海的花園洋房經歷了私產、國有資產、「文革」沒收、落實政策等若干歷史階段;當初所有者健在的不多，有繼承關系的則飄零四方，大多數產權仍屬政府，但使用者既有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又有普通居民;產權關系異常復雜。邵非說，產權清晰可以流通的花園洋房一般只有四五十套。
產權與物權的問題也同樣困惑著投資者，回報是否能得到保護？台灣建築師陸傳暉是上海老洋房較早的投資者，1999年他以每年128萬元的租金取得了「遠東第一豪宅」「綠房子」的10年租期，並承諾投入500～600萬元對房子進行維修保護。「由於是文物單位，政府要開論證會。在此期間房租照交，我卻根本沒法工作。」他以每月20萬元的租金把一、二層樓租出去，但所有者上海市規劃院對此提出異議，目前陸傳暉已經4個月沒收上房租了。如果正常的話，陸傳暉每年可以多賺100多萬的房租，但他還是覺得自己虧了。
誰動了李鴻章的花園
晚清重臣李鴻章不僅開啟了洋務運動、創辦了北洋水師，還給後人留下了一座丁香花園。丁香花園是上海老花園洋房的極品，僅花園就佔地2.66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2934平方米。一條華山路將丁香花園分隔為兩大塊，東邊的目前為上海市老幹部活動中心，香港商人租用了靠近門口的一棟樓開了申粵軒酒樓;西面一片現在則更名為「丁香別墅」。
兩年前「我愛我家」總裁陳早春和房管部門簽訂了8年租賃合同，租下了丁香花園的西面一片，其中有一間別墅和1000多平方米的草坪。「隨後我投資了1000多萬元在花園里修建了4座新別墅，連同原先的老房子一起租給了外國人。」陳早春告訴記者，「這里也就相應更名為丁香別墅。」
每年陳早春可以從每棟房子上獲得600萬元的租金。據陳早春說，今年5月，這塊地被管轄機構以1.6億元價格賣給了上海大統房地產公司，大統公司終止了和陳的租賃，「同時大統公司想讓其中的房客搬出去，所以我和那些房客的損失都得到了大統公司的賠償。」
關於這次「違約」是賠還是賺，陳早春說:「我是個生意人，除去我要賠付給那些租戶的違約金，我當然是要賺錢了。」以目前市場來看，這筆生意賺的應該要遠遠多於陳早春當時投資的那1000多萬，「我不太清楚大統公司買下這套洋房有何用處，聽說會把前兩年建的別墅都給推了，只留下那棟老洋房，也有可能把這塊地儲存起來或者用來做抵押貸款，都不確定。」
畢業於復旦大學經濟系的陳早春，1995年開始涉足花園洋房代理業務。「剛開始政策限制很嚴格，嚴禁買賣，惟一的渠道只可以是租賃。此前我在一個針對高端客戶的地產中介公司做經紀，手上有優質客戶。另一方面我對上海熟悉，於是開始針對這個市場去找一些老洋房，把它租下來改造後再以高價轉租給外國人。隨著後來經濟發展勢頭越來越好，進入上海的跨國機構越來越多，這樣的房子幾乎是供不應求。」陳早春告訴記者。
1998年下半年，陳到北京做二手房市場和房屋租賃市場，繼續發展史丹福公司，著重在房屋租賃市場發展。2000年4月，成立「我愛我家」房屋置換有限公司，兩年時間發展成為最大的房屋租賃公司，目前在全國擁有連鎖店400多家。
北京的業務上了軌道後，陳早春又回到了上海繼續他的洋房生意。據他的統計，所有買老洋房的客戶中，企業僅佔20%，個人佔了80%。而在租賃老洋房方面，企業佔了70%，個人則佔30%。有八九成客戶把購買或租來的老洋房用作住宅，特別是台灣和香港地區的買家居多，外籍華人和東南亞客商也是主力。
對於洋房的生意，史丹福公司並不僅限於租賃和買賣。巨鹿路889號所在的花園洋房共有9幢，原是由亞細亞火油公司在20世紀20年代建造。據史丹福公司經理趙建平說，他們正在與靜安區政府合作，將這12幢英式連體洋房改造為綜合性消費、娛樂中心，暫命名為『巨鹿路歐洲風情休閑街』。「一期產權置換加上二期整體環境改造的總投資約為1.46億元。」趙建平說。
上海老洋房地圖
「上海最早的西式建築出現於1872年，清同治十年，由英國領事館建造。1895年開始形成一定規模的花園洋房。花園洋房更准確的名字應該是『獨院住宅』，解放前建造的目前有5000餘幢，300多萬平方米，其中僅高級花園洋房面積就達160萬平方米。」上海現代建築設計（集團）有限公司檔案室主任婁承浩接受采訪時說，「最早的所有者是軍政要人、大商人、社會名流，這些人更容易在上海吸收外來文化，喜歡標新立異。可以說這些老花園洋房都是當時的國際流行式樣，還有一些大師的作品，包括鄔達克、艾塞西•羅傑斯。」
花園洋房的布局，一般正屋朝南，地基力求方正，宅前植以雪松、龍柏，中間往往是一片草坪，設置大理石塑像或噴泉作為花園的中心，遠處設置池沼，以求樹木倒映。主屋的前側有露台、高台階，晚期的則為低地坪，甚至與室內聯成一片，僅用大玻璃窗分割。主屋的西北角往往連接「下房」或車庫，還有花房或暖氣花棚。晚期豪華的花園洋房裡，還增加了游泳池、網球場。「上海老洋房的建築式樣豐富，有歐洲式、美國式、俄羅斯式、西班牙式、日本式;既有豪華、莊重氣派的歐洲文藝復興式、又有清晰明快、自由的鄉村別墅式、現代式等。」婁乘浩說。
據初步統計，花園洋房主要分布在四個市中心區:徐匯區約佔39%，長寧區約佔29%，盧灣區約佔9%，靜安區約佔8%。「上海是由東向西發展的，跑馬廳一共搬了三次:從河南中路到河北路，再到人民廣場，都是向西移動的。」婁乘浩指著地圖說，「最早的西方建築是在黃浦江邊，後來以西藏中路為界，花園洋房主要集中在這條路的西面，沿南京路、延安東路和淮海中路等幹道，自東向西分布。此外在越界築路地區，如溧陽路、多倫路、華山路、愚園路、虹橋路的兩側也建造了不少花園洋房。」汾陽路、太原路、愚園路、武康路、湖南路、思南路、長樂路、華山路、興國路、茂名路是老洋房最集中的區域，政界要人多住在徐匯一帶，商人住在愚園路、華山路一帶，而知識分子、技術精英則主要集中在盧灣區。「舊時王謝堂前燕」，解放後大部分花園洋房作為官僚資本被收歸國有。
「目前有二十幾幢洋房進入了上海重點文物保護名單，花園洋房的現狀並不樂觀。」婁乘浩說，他曾經考察的淮海西路1478弄有十幾幢洋房被白蟻啃噬得非常厲害。「政府缺乏足夠的經費維修好所有的建築，在這種狀況下租出或賣掉一批房產，可以吸引民間資金保護更多的建築。」
事實上，能夠得到及時維護的老房子只是極少的一部分。上海房屋置換有限公司愚園店經理鄭偉與記者談起他們做的一單2000萬元的生意:「房主是一位60多歲的老太太。她住這個洋房的時間太長了，想住臨江的高層建築。上海的秋雨總是突如其來，讓她來不及關上會濺雨的窗戶，來不及堵上漏水的天花板，天花板出現一團團黃色的水漬，還向下滴水，其餘的水順著牆壁流到牆根，匯成小小的一個水潭——因為那早年的木質地板已經朽成了一個個大小不一的洞。她家的臉盆和水桶甚至是杯子似乎永遠都不夠用，在多雨的秋季，都派上用場。這位老太太只相信現金，付款交易的那天中午飯後，她將買主和經紀人全約在她家，在她家地板上將2000萬元現金一張張仔細地數清，嚴明沒有假幣，然後交了鑰匙，出門叫了部計程車走了。」
產權的困惑
愚園路1136弄31號目前是長寧區少年宮，外形是哥特式建築，局部有西班牙風格，高3層，氣勢不凡。這里原是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的私人住宅，建於1934年。1940年這座別墅被汪精衛佔用，後陳公博、周佛海都曾經住過。抗戰勝利後，原屋主王伯群已經去世，其妻保志寧返滬時，房產已被國民黨軍統局接收，保志寧央請姻親何應欽說情才收回。1947年保將房子租與英國駐華領事館新聞處。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這座別墅由部隊機關使用，後作為長寧區委辦公室。1960年成為長寧區少年宮。
「上海幾乎所有最著名老洋房都經歷過一番產權更替。」大華集團策劃部經理孫懿說，「這種動盪變化導致了目前花園洋房市場的一系列先天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哪些房子可以交易？
據孫懿介紹，老洋房的產權目前有三種狀態。解放後原國民政府、官僚資本、反動會道門頭子的資產被收歸國有，成為國有資產，由各級房管局管理，大多為政府各級機關、事業單位使用。此外市政府下屬的東湖賓館經營著原杜月笙公館、馬勒公館等幾處頂級物業，外事用房服務公司代理了包括張學良公館在內的十餘處老洋房，租給外國政府駐滬使領館。民族資本家的財產受到了保護，一部分洋房在公私合營中政府收歸國有，另一部分仍為私產，但在「文革」中被沒收，後經落實政策返還原主或給予補償，「這就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政策落實徹底，房產由繼承人得到。另一種不夠徹底，由於歷史原因洋房裡住進了其他居民難以遷出，居民有房子的使用權，但房主又不可能接收居民廉價的房租，就形成了國家、房主、租戶的三方矛盾，都是歷史遺留問題。」
「屬國有資產的老洋房基本上是不賣的，或者只租不賣，賣的話要經過房管局嚴格審批。屬於教會資產的原則上可以賣，但手續非常復雜，需要宗教協會審批。政策落實不徹底的也無法上市，產權不夠干凈;能交易的只有徹底的私產房。」孫懿說。
即使是產權干凈的私產房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難。21世紀不動產上海德佑加盟店店長邵非說:「房產的產權曾經被人為中斷，最初房主很多已經不在人世，他會有很多繼承人。只有所有繼承人都同意，房子才能賣。賣一套花園洋房，成交時往往要准備好幾個簽字室。有一些繼承人在國外不願回來簽字，要辦委託手續，還需要資料公證。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況:繼承人之間經濟條件不平衡，大哥富裕小弟窮，有人認為賣房子是敗家子,但有人又需要錢。」即使如此，還要查清房子是否被法院查封，是否在銀行抵押貸款，有這些情況都無法交易。
對陳早春而言，最大的風險就是產權關系「拎不清」。他曾運作過一套房子，房子是解放後無人居住收歸國有的，然而賣出後繼承人突然從海外找上門來，他不得不再賠一大筆錢。「幾乎每一棟洋房的產權復雜程度都不一樣，這就看我們的調查能力了。」趙劍平說，「競爭一座洋房的公司很多，誰把洋房的產權弄清楚誰就可以提前下手將洋房拿下。我們有專門跟房管局、政府部門打交道的配套部門，一般都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洋房背景。如果是只有使用權的洋房，比如被行政單位佔用的洋房，首先必須要將此洋房變為有產權房，我們可以幫助他完成這一過程，但之前會約定具體成交的事宜。」
得到一座產權「干凈」的房子絕非易事，很多時候要親自動手想辦法。邵非告訴記者，曾有一位台灣商人看中永嘉路一套花園別墅，但其中有8戶居民，他先找每一家做工作,買回他們的使用權，將8個使用權集中為一個使用權，再補交土地出讓金，取得統一產權，然後將房子以1200萬元賣出，實際他的動遷成本只有600萬元。其中一個環節談不妥，都會前功盡棄。
一般來說，花園洋房運作周期也很長，需要6～12個月。
價格的「嚼頭」
能夠在市場上流通的洋房有多少呢？按照邵非的經驗，在一個階段一般只有40～50套，「由於歷史原因，產權干凈的房子鳳毛麟角」。往往一套房子放出來，代理商們會一擁而上，「老花園洋房的價值就在於少，買一套少一套」。物以稀為貴，目前上海老洋房的價格為每平方米1萬到3萬元，一套房間面積700平方米，花園500平方米的房子，總價就要2500萬～3000萬元。
「花園洋房價格的彈性很大，沒有參照體系。」孫懿說，「地段不一樣，歷史不一樣，價格會相差很遠。往往面積越大，售價越高，因為開發為商業用途的可能性就越大。太原路上的洋房肯定比淮海路上的貴,因為更加幽靜。」
目前花園洋房的價格一般按照相似路段、相似面積的洋房成交價確定范圍。大華資產評估公司是上海目前專門做老洋房評估的估價公司，董事長李則兆接受采訪時說:「同樣是幾百萬上千萬的房子，買老洋房和買『望江豪宅』之類的新樓盤，審視角度是不一樣的。看房的角度主要是:人文歷史、情感、格調等。評估一套洋房值多少錢，首先是看地段，緊挨市中心那是必須的。無論作為投資還是自己居住，地段對於老洋房來說都極為重要。再看佔地面積大小，沒有花園的不算洋房。頂級的洋房至少會有一個街區，一塊很大的草坪。草坪越大，土地佔據面積越大，價格系數就越高。歷史、文化的沉澱更是重要。多數老洋房在歷史上曾有要員居住，顯赫一時，首先是由名人建造，其間幾十年數次轉手都是在名人之間進行。比如說興業路的一套洋房，以前是黃金榮住的，他是蔣介石的老師，有了這樣的故事，價格就沒邊了。老洋房非常講究安靜的環境、獨立的小院風格，最好四周還有高大的法國梧桐環繞，這些都會給老洋房增色不少。若周圍建有很高的大樓，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房型結構也決定了洋房價值。外部內部都應該保存完整。事隔幾十年後，外部會有些破舊不堪，就是這樣的感覺才值錢。」
老洋房的內部細節對價格影響也很大。「上鏡率最高的居然是角落，特別是牆體間的夾角。只有這些地方才能表現出房子的深度。露台也是必去的地方，居高臨下，花園和周圍環境一覽無余。」李則兆說，洋房內的老舊細節也很具有價值，如南陽路貝潤生老宅銹跡斑斑的門把手，房頂上的盤龍，樓梯上的雙龍戲珠鏤刻，以及牆上的萬壽圖、梯形的柱角，都令看房人興致盎然，「一個在美國的朋友說，如果把這洋房的老舊鐵窗拆下來，拿到紐約去賣，告訴他來歷，至少可以賣10000美元。」
中長線的投資
在很多房產代理商看來，房源拿到手，買家根本不成問題。購房者基本分兩類，自己住的和投資者。邵非曾經陪一位瑞士老華僑在汾陽路看房，「他指給我看上小學的地方，玩耍的地方，對他來說錢不是問題，他有幾千萬的預算，現在寧肯每月花一萬多的房租，也不願買別的房子」。
在個人消費市場中，華僑和海外人士是主力。戴德梁行•泛城（中國）綜合住宅服務公司曾做過一次客戶調查，執行董事吳少聰介紹說，外籍人士佔到70%，其他為港澳台同胞、外省市與上海籍客戶占剩下的30%;只有13.3%的客戶有1年以上的別墅物業居住經驗，他們可以被稱為「經驗客戶」。
此外，大公司也是老洋房的追逐者，這種消費又帶有很強的投資性。「買洋房也是投資不動產，到銀行抵押貸款時，價格只會高估不會低估，這會給公司帶來很好的現金流。」孫懿說。在吳少聰看來，投資老洋房不同於投資一般房產，不是靠頻頻交易去實現它的投資價值，而是像投資藝術品那樣，需要有足夠耐心，並有足夠的信心去把握它的增值，更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去保護它的價值。
洋房的投資價值，不僅在於收購的機會和眼光，事後的裝修改造也左右了租金和再次出售價格。一般原則是，整舊如舊，再加上現代化的設施。趙建平介紹說，水、電、煤氣的管線和表具，最好能全部換上新的，外牆的陳舊，作為必要的維護，最好能請專業人士清洗一下，必要的話刷上與原來顏色接近的塗料。鋼窗一般不用換新，銅制的手柄、插銷也是老洋房味道的一部分，應盡量保留;木窗舊了，朝外的一面應保留它的原色。舊地板打磨一下，上一遍底漆再打蠟就行。廚房應該是整體廚房的樣式，舊的樣式才更有味道。底層地坪最好能抬高，可以防潮。老洋房的花園通常會有年代久遠、生長茂盛的名貴樹種，也需要專業公司進行日常維護，「要是稍不小心，破壞了『品味』，這房子就賣不了好價錢了」。
孫懿告訴記者，按照目前行情，一套太原路的400平方米的花園洋房可以租到11000美元一個月，最低也能租到9000美元。「眾多因素決定了老洋房在市場當中的『霸主』地位，這在短期內還是毫無爭議的事實。」李則兆說，老洋房是房產「古董」，抗跌性非常強，隨著老洋房的多次交易、換手，其各方面的條件將不斷得到完善，這將提升整棟房子的價值，所以投資者不妨「中長線」持有老洋房。
顧傳暉與「遠東第一豪宅」
顧傳暉是上海較早投資花園洋房的台灣商人。他的父母都是上海人，1997年他進入大陸做建材生意，曾經是建築設計師。1999年的一天，顧傳暉坐車經過北京西路、銅仁路口時，看到了「一條美麗的綠色弧線」。他停下車子跑過去看，那是一幢4層的綠色弧形建築，彷彿一艘郵輪，「我和這幢建築有心電感應，我認定這是一座不凡的作品。當時我也在江蘇租了一套花園洋房，我看了很多的上海洋房，基本都是剪力牆式的殖民建築，而這座洋房是樑柱結構的，是新建築。」4年後，顧傳暉就坐在當年震住他的弧形區域，回憶起第一印象，仍舊激動不已。
後來顧傳暉查資料，發現這里曾經是上海顏料大王吳同文的舊宅，吳同文是富商貝潤生的女婿，是建築大師貝聿銘的姑父。吳同文請匈牙利建築大師鄔達克給他設計了這棟房子。這是鄔達克在上海的最後一件作品，1938年竣工時鄔達克向吳同文保證，即使100年也不會落伍，當時這座綠房子被稱作「遠東第一豪宅」，有電梯、冷空調、地板供熱和鍋爐房。「鄔達克設計了上海的國際飯店，在40多年間一直是亞洲第一高樓，而貝聿銘也說，他受鄔達克的影響頗深。」顧傳暉說，「鄔達克喜歡用弧線，這座房子的廊梯、吊頂用了大量的弧線設計，即使電梯都是荷葉型的;貝聿銘也喜歡幾何圖形，喜歡銳角、錐體。這該是他們的師承關系吧。」
在「文革」期間這座豪宅由上海三輪車工會使用，又劃歸上海市規劃院,後來規劃院在邊上建了新大樓，這套花園洋房就成了曬圖室。當顧傳暉敲門進去的時候，房間里只有兩個曬圖工人，空氣中彌漫著阿莫尼亞葯水的臭氣，「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殘破，大部分的玻璃都碎了，空調外機亂七八糟的掛在外面，花園里還有一個人防工事的出口，貼著白瓷磚。」顧傳暉想買下這座房子，但沒有被允許，最後他以每年128萬元的租金取得10年租期，並承諾花500～600萬元對房屋進行修繕保養。「我當時的想法是非常單純的，認為自己是上海人，應該把這件優秀的建築保存下來。」
但接下來的發展卻令顧傳暉始料未及。「由於是上海市優秀建築，修繕必須通過文管會、房地局、規劃局的同意，每個部門、每個專家都有一套理論;討論會一直開了兩年，我每年100多萬房租照交，卻沒法動工。」顧傳暉說，「我是一個商人，還要做生意。」到2001年房子的修繕終於完成。他上交了4萬元拆除了人防工事入口，將四樓做自己的卧室，三樓做公司，一、二樓開了一個網吧，「那曾是上海最豪華的網吧，我都用康柏的主機，液晶顯示器，20塊錢一小時。我不懂這一行，一年後網吧關門，我虧了500萬元。」
「綠房子」已有70多年的歷史，房屋滲水比較嚴重，顧傳暉將樓頂重新做了防水層，但是房管部門不同意清理外立面，牆壁的漏水始終無法解決。「牆面有很多小縫，不拆除瓷磚怎麼解決呢？鋼筋都已經銹住了。」顧傳暉說，他躺在樓上，一有大車過，就會感到房間的晃動，「還能晃多久呢？我不曉得。也許它可能只有20年的生命了。」
1999年是上海樓市的谷底，2001年開始一路飄升。2002年顧傳暉將一、二樓租給了一新加坡商人開了叫「艷陽天」的餐館。一個月租金20萬元，租期5年。房東規劃院卻對顧的轉租行為提出異議，目前，「艷陽天」已經向顧傳暉停交了4個月的房租。
最令顧傳暉不解的是，他想花12萬元修好電梯，但各保護單位都有太多顧慮，「連勞工部門都要來管，說的責任嚇死人。我現在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② 孫中山的資料
我們國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專制，建設了共和， 產生了民主中華，民國新成，國事如麻，國父詳加計劃，重新改革中華。
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真理細追求，一世的辛勞，半生的奔走， 為國家犧牲奮斗，國父精神永垂不朽，如同青天白日，千秋萬世長流。
民生凋蔽，國步艱難，禍患猶未已，莫散了團體，休灰了志氣， 大家要互相勉勵，國父遺言，不要忘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生平簡介：
孫中山先生（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載之（乃自取「文以載道」之義），譜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歲在香港受教會洗禮時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義），業師區鳳墀據粵音「日新」為改號曰「逸仙」，自是中西師友皆以逸仙稱之，漸以此號揚於國際；三十二歲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時，日籍友人為掩護革命領袖行蹤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奮筆續一「樵」字，示為中國山樵，後亦常於函箋自署中山，國人遂以中山先生稱焉。先生以清朝同治帝五年丙寅歲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誕降於廣東省香山縣（今名中山縣）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屢遷，歷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粵；其高、曾、祖三代均業農，父達成公早歲務農嘗致小康，後遭時難中落而出外勞工，後復返里重振舊業；至三十三歲始成婚，取楊氏，生子三女三，長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殤；先生其季也。
孫先生七歲入私塾，凡七年而畢經業。時其長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墾牧有成，獲當地政府特許招徠華人前往助墾，母楊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業，遂獲父達成公之允諾，侍母隨搭載運移民赴檀之輪船前往。先生本「志窺遠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其影響於畢生志業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國，先生獨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營米店佐理商務，雖稍習即通，然志不在此；長兄知其有志於學，乃使進入英人所設之意奧蘭尼書院（Iolani School）就讀。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歲時事也。
先生中文基礎已具，初學英語，先事觀察靜聽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較之，頗有獨特會心。及至十日後展開學習，以讀以寫，進步極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領會勝於西童。三年後卒業時，於數百學生中，獲夏威夷王親頒英文文法優勝獎，華僑引以為榮。蓋當時夏威夷猶獨立之國也。旋入檀島最高學府奧阿厚學院（Oahu College），此校為美人所設，系教會學校。先生本意於畢業此校後赴美留學，乃因在校受牧師薰陶欲受洗入教，長兄顧慮父母斥責，並認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輟學回國再治國學，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離檀返粵，時十八歲也。然仍於當年之冬，在香港與摯友陸皓東同時受洗於基督教「公理會」。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時正值中法戰爭，海行途中每閱西報，均見外電報導中國軍隊奮勇作戰之新聞，並有中國擊敗法軍導致法閣改組之事實；但抵達香港時，清廷已與法國簽訂天津條約，讓安南予法國。先生鑒於滿清愚昧腐敗，喪權辱國，憤慨萬分；適此際於碼頭得見中國工人拒修法國戰艦之義舉，深受感動，乃「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先生既立救國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畢業於中央書院之時，慎重考慮職業選擇，先擬投考陸軍或海軍學校，繼思研習政治法律；後憶及前往檀島時，曾有教會司鐸杜南山語以范仲淹「不為良相，當為良醫」之言，乃決定習醫，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救國事業遂發韌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歲時入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附設之醫科學校，在校結識志士鄭士良，並與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識，相為砥礪反滿救國。一年後，轉學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復結識楊鶴齡、陳少白、關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滿之義放言高論。
先生在西醫書院習醫凡五年又半，成績每列前茅，歷任教務長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華籍創辦人何啟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歲之夏，乃以第一名畢業。旋即設中西葯局於澳門，並與中醫鏡湖葯局合作為貧病施葯義診。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間有事於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先生觀察大局有變，慮滿清腐敗無以應之，徒致國危民困也。時李鴻章以漢人承擔重任，且為「洋務運動」主持者，並亦為香港西醫書院之名譽贊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時，乃作書上致之，期李能恢擴宏圖，勤求遠略，自「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大經大本致力，勿徒羨「堅船利炮」而捨本逐末。書上，李末能納，惟為發「農桑會籌款護照」一紙，亦見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陸皓東游京、津，復溯長江入武漢，以觀察形勢，預為他日建旗倡義、再造中華之計。乃秋，中日戰起，清軍屢敗，先生視時機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糾合海外華僑，組黨救國；至十月二十七日（陽歷十一月二十四日），興中會遂告誕生。
先生創立興中會，明揭振興中華之宗旨，同時凡入會者均秘誓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之目標，並以選舉方式推定正副主席與職員，其組黨目的與組織精神於此可見。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尢列等，籌立興中會總部以進行國內起義。時有楊衢雲、謝纘泰等人，先已以「開通民智、改造中國」為宗旨創立「輔仁文社」，先生以志業相近，遂與接洽，衢雲等欣然同意舉全社並入興中會；於是租定總會所一處，託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陽歷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興中會總會，與會者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為誓，並改訂章程，發布宣言，積極籌備舉義。二月二十日（陽歷三月十六日）以幹部會議決定：先攻取廣州為根據地，並採用陸皓東所設計之青天白日旗為起義軍旗，即分工展開各種活動，先生主持前方發難任務，衢雲主持後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廣州，創農學會為機關，並以廣徵同志；各項准備甚為順利，乃定重陽節為起義之日。
不幸屆期衢雲在香港誤事，以致事機敗露，陸皓東、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貴全等多人被捕殉難，首次起義乃告失敗。事敗後三日，先生始脫險至香港，旋偕陳少白、鄭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陽歷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戶，時廣州義舉已喧騰東鄰，先生閱報，見有「支那革命黨孫文抵日」數字，因語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此語吾輩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稱吾黨可也。」自此，先生神聖高遠之救國事業，乃正名為「革命」。近代中國實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詞，並直指「革命之名詞創於孔子」，而絕不認其為譯自西文或得自日本，蓋日本實借自中國之易經也。至於以「順乎天而應乎人」為革命之定義，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輕用之者，故又屢言「革命為寶貴尊嚴之名詞」，「革命者，乃聖人之事業也」，以見其內心對革命事業之虔誠莊敬。
先生自神戶至橫濱，訪晤馮鏡如等，即行組織興中會橫濱分會，公開革命宗旨。旋即斷發改裝，再赴檀香山，並為周遊美歐之計。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業師英人康德黎於檀島市街，相約於游美之後即赴英倫會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東橫游美洲大陸後，即由紐約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傳革命之時，已受滿清駐美公使密偵跟蹤，抵英之後，即在滿清駐英使館所雇偵探嚴密監視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陽歷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倫敦，並訪業師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滿清使館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陽歷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誘禁於清使館內，凡十三日之久，歷經險危，終得康德黎與孟生二師營救脫險。先生以英文著「倫敦被難記」(Kidnapped in London)發表，中國革命領袖之聲名自是傳揚於全世界。倫敦脫險後，先生暫留歐洲，從事政治風俗之考察，並結交其賢豪。以大英博物館藏書豐富，每日前注閱讀連續半年之久，對於政治、外交、法律、軍事、礦業、農業、畜牧、工程、經濟，均作細心研究，因而於瞭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為一勞永逸之革命目標，「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殊可視為人類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國內發生政變，滿清慈禧太後幽禁光緒帝於瀛台，捕殺「維新」人士多人，維新派首要康有為、梁啟超等分由宮崎、平山協助避難日本。日政界耆宿犬養毅與宮崎等咸以康、梁亦謀革新而遭放逐，勸先生與之聯合。先生然之，擬親往慰問，期推誠相與。詎康另有所圖，妄稱奉有光緒帝之「衣帶詔」，未便與革命黨首領往還；惟梁啟超屢相晤談，表示願意合作。會其黨徒王照不直康之所為，公開揭發其所稱「衣帶詔」之偽，康銜恨遷怒，遂愧然離日，且以敵意對革命黨矣。梁於康走後仍與先生續商聯合，為康所知，派員促其離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誠擊合作之態請先生作書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應。迨梁至檀島，持先生介函大獲信任禮遇時，竟詭稱「保皇與革命原屬同流，名雖有別而宗旨則一」，欺騙一部分興中會員助其設立「保皇會」，事為先生所聞，馳書責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年夏，北方發生「義和拳」之亂，清廷愚昧，竟引以自衛，縱其亂政與排外，招致「八國聯軍」蹂躪中國之慘禍。先生見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奮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舉起義，一面策劃保全南方。時李鴻章方調廣州出任兩廣總督，在港同志何啟代表先生與香港總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勸說李鴻章據南方獨立，以事撥亂反正。先生並擬訂「賓士章程」六條，其要旨即為建立合眾政府，致送卜力請為轉致。先生且曾親赴上海，試尋策動兩江總督與兩湖總督之途徑而未得也。當茲往返活動之際，先生曾獲李鴻章幕中策士劉學詢之函邀，謂李有獨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雲。先生雖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則李果派軍艦來迎；同行2日友宮崎等為之欣喜，先生則囑慎重，及試，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調李鴻章北上向八國談和。李既離粵，獨立之議寢，而先生起義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後，國民日漸醒覺，志士紛組革命團體，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粵籍留日學生王寵惠、李自重、馮自由等人組成「廣東獨立協會」；壬寅(一九○二)之春「留東學人章炳麟、秦力山、馬君武等人發起舉行「中夏亡國紀念會」，張繼等人發起組織「青年會」；冬，蔡元培、吳敬恆等人發起組織「愛國學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鈕永建、藍天蔚等人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後改稱「學生軍」;冬，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人發起組織「華興會」；甲辰(一九○四)之春，黃興再與會黨人士共立「同仇會」；冬，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等人發起組織「光復會」。此四五年間，國內外革命組織遍起，並皆以書刊作革命鼓吹，鄒容「革命軍」、陳天華「猛回頭」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歐洲留學生邀先生前往組織革命團體；而在國內與在日本之各革命團體負責人，感於團結之需要，亦均望先生東返，以總革命組織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開辦革命軍事學校起，改革命誓詞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較之初期誓詞增入民生主義之內容，即以此施行於爾後組織之入會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體。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紐約首次發表對外宣言，題為「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主旨在指出西方對中國存有兩種誤解，實皆中國受外人侵佔之時所產生：其一、謂中國關閉成性，此乃滿清專制統治之現象，以往無此事也。其二，謂中國地大物博人眾，一旦富犟，勢將成為「黃禍」；其實中國人天性和平守法，從不對外侵略，昔日之所謂「黃禍」者，亦系外人侵佔中國時，其黷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國人唯有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乃能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斯非黃禍而是「黃福」也。故望崇尚獨立與和平之美國人民，同情中國人民支持中國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歐洲經南洋返抵日本，至則各革命團體志士紛紛來見，皆申進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陽歷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國革命同盟籌備會，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餘人，(關內十八省唯甘肅無留學生。)先生演說革命宗旨與方法後，即行合組新團體之討論，決議定名稱為「中國同盟會」，並即各自親書入會誓詞，舉行入會宣誓。誓詞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眾處罰。」會後，繼續加盟者絡繹不絕；至七月二十日(陽歷八月二十日)，乃正式舉行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於東京，先生被一致推舉為總理。
同盟會成立後，即創辦「民報」為機關報，先生親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義，為革命奮斗目標。繼編定「同盟會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進行者為國民革命，將創立者為中華民國；並舉所誓之四綱，定「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三程序以達成之。主義與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務，展開組織、宣傳，與布置起義。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動加盟者已逾萬人，革命風潮已遍於全國各地。清廷震懼，知革命本部在日本東京，革命事業乃先生領導，遂藉外交力量，請日本驅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離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國同盟會總會」成立於舊金山，先生改訂新盟約，將同盟會四綱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三綱，明確三民主義目標；並改同盟會會員為「中華革命黨黨員」，顯見其改革同盟會之深意。是年夏，啟程東返。
時國內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會南洋支部，實際以代東京本部執行革命指揮任務；己酉之冬，為策劃起義，復由先生指示設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漢民為支部長以主其事。倪映典與趙聲策動廣州新軍有成，預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軍於正月初三(陽歷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發動，援者不及集，遂致頓挫，映典身殉，是為先生領導革命第九次起義之失敗。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陽歷四月二十七日)，黃興率各省來粵同志一百七十餘人起義於廣州，此役驚天地、泣鬼神，革命黨人甘死如飴，殉者近百，多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當時得忠骸七十二具叢葬於黃花岡，英風浩氣，震徹人心，「黃花岡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為國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舉國革命之形勢，乃因之造成。此為先生所領導起義之第十次失敗，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聲。
「三二九廣州起義」之前，本已先行於長江各埠廣布響應革命之機關；廣州敗後，長江流域即謀再接再厲，乃立「中部總會」以統籌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發動「保路」革命，清廷調武漢軍隊前往鎮壓；八月初，武漢革命黨人實行動員，消息走漏，滿清政府因而破獲各處革命機關；同志處至危之境，決冒險以圖成，遂於十九日(陽歷十月十日)奮起一擊，石破天驚之武昌起義乃告發生。一夜之間，武漢光復；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齊勇響應。
先生時正奔走募款至美國典華城(Denver)，得武昌起義之訊，立即啟程逕赴華盛頓，擬晤美國國務卿未果，乃經紐約轉往歐洲。蓋其所首先考慮者，為滿清與列犟均訂有不平等條約，舉中國權益以媚外國，當時且正向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談判借款，誠恐列犟為眼前利益而不利於中國革命也。抵歐後，歷訪英、法當局，及銀行團主幹人員。時中國大革命已轟傳世界，國內追蹤先生請即回國主政之電報遍傳歐洲，西報且連篇導先生建立民國成竹在胸之述評，因是而交涉順利，於停止對滿清貸款、制止日本援助滿清，及取消英屬各地對先生之放逐令等，皆獲承諾，遂自歐兼程回國。
十一月六日（陽歷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抵達上海，國人聞之欣喜，中外各報盛傳先生攜有巨款回國，記者爭相訪問，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三日後，各省代表在南京，舉行會議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即推派代表赴滬恭迎。先生接受後，首即致電各省代表會暨通電各省軍政長官，以「公僕」自稱，言當選為「加文以重大之服務」；並於接受記者關於新政府設立事之訪問時，答雲：「昔日有在曠野樹下組織新政府者，今吾中華民國如無合宜房宇組織新政府，則蓋設廠棚以代之亦無不可也。」為廢除厘金陋規及取消外國「領事裁判權」兩事，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於此而見先生政治風范。經先生主張，各省代表會公議，決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為中華民國開元之日，定是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並改用陽歷為國歷。至日，先生偕各省代表團來迎代表等，於上午十時自上海出發，下午五時抵南京，旋入城進總統府，晚十一時正式宣誓就任，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遂告誕生。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志，於斯竟成。」 先生為中國有史五千年來之第一位由選舉產生之元首，以「天下為公」之心，行「公僕」「服務」之事，就任以後，首即通電各省選派參議員來京組織參議院，以為國家最高民意機構；繼依各省代表會所訂「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提出各部會總次長名單，經民主程序而組成政府；迨參議院正式成立，即提出「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案，經制定公布而為國家基本大法。先是，武昌起義獲各省響應之時，滿清軍隊士不用命，無力應戰，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凱，先任之為湖廣總督，繼授之以內閣全權，冀其挽救清廷於垂危；而革命黨人則以袁既漢人，亦冀其能起義反正，期不戰而覆滿清。袁於左右逢源之環境中，主動向革命軍提出和議，武漢革命軍政府以「如袁贊成共和，願舉彼為總統」相許，而有秘密協議。及至先生回國，知有此承諾在先，為示天下為公，決予信守，故於就職誓詞中，特申「顛覆滿洲專制政府，鞏固中華民國，圖謀民生幸福」之前提，「至專制政府既倒，民國卓立於世界，即當解臨時大總統之職」，以推功讓能。袁氏知先生誠意，遂協力迫使滿清皇帝退位。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儀發布退位詔書，先生即於十三日向參議院咨送辭職書，並舉薦袁世凱以自代。茲後並協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達成選任、就職，及組職內閣諸重大問題，尤特重其向國民宣誓一事。苦心孤詣引導袁氏步入民主程階，為中華民國樹立精神基礎之後，於四月一日正式解臨時大總統之職。
先生既成其「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之志，光風霽月，飄然引退，即以「實行民生主義」為謀求國利民福之奮斗目標。此意系自同盟會四綱改進而來，且於開國之日誓詞中宣告，其為三民主義實踐初階之含義顯然，至足重視。因是，自解任離京日起，即以「國民一份子」與「革命黨領袖」立場，奔走全國，為民生主義建設致力，歷上海、武昌、福州、廣州、煙台而至北京，曾欣然受任「籌劃全國鐵路全權」；並巡視正太、北寧、津浦、膠濟諸鐵路；復巡視江陰、鎮江、安慶、九江、南昌、蕪湖、杭州、淞江各地，為鐵路建設作鼓吹與策劃，期於十年之內建築鐵路二十萬里，以奠全面開發建設之基。十月十日首屆國慶之日，先生發表「中國之鐵路計劃與民生主義」專文於外報，十四日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初春，更為實行鐵路建設計劃而赴日本訪問，至則廣受日本朝野之歡迎，並得日方實業家合作籌組「中國興業公司」以相支援。方當全力為國利民福而奔走並獲初效之際，忽袁世凱暗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之案發生，國家命運遂遭突變。
國民黨系由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凡五政黨合組而成，旨在實現政黨政治，事為宋教仁所熱心聯絡成功，故於民國元年八月成立大會選舉先生為理事長時，先生即委宋氏代理，俾其施展抱負。國民黨組成後，袁氏凱亦支持梁啟超結合六政黨成立民主黨，以相抗衡。二年二月舉行國會議員普選，國民黨獲全面勝利，宋教仁素主責任內閣制，此際主張尤力，大觸袁忌，竟於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殺。事發三日後，陳其美即自上海電報局尋出缐索，而迅速破案，確證主謀者出於北京政府，舉國為之震驚。先生聞訊自日回滬，即召同志會於黃興寓所。先生以袁氏摧殘民主，必將背叛民國，主張趁其兵力未動而民心憤慨之時，立即起兵討伐；黃興則以事證既明，應待法律解決；遂未作斷。而袁氏則於此際匆忙達成違法借款，秘密調動軍隊，於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廣東、安徽三省國民黨籍都督，隨即進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鈞乃在江西舉兵討袁，南京、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相繼起兵應之；然事機已失，遂致失敗，史稱「二次革命」。
先生於八月二日自滬乘船赴廣東欲指揮作戰，行至馬尾時得知廣東已敗，乃轉赴台北，住「梅屋敷」（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國父史跡紀念館）小住，旋赴日本尋思重整革命大業方案，決定以從頭做起之精神重行組黨，於九月二十七日起，開始以中華革命黨名稱辦理黨員宣誓；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於日本東京。先生檢討革命頓挫原因，實由於辛亥革命成功後「不行革命方略之過」，故特為著意於中華革命黨方略之制定，經十七次之會議，於歲杪頒行。方略凡六編，於軍事、政治、法律、則例、獎懲，並各種文告，均巨細不遺，冀革命遍起而舉國一致也。同時明定以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為國旗，以中華革命黨總理為革命軍大元帥。先生即依方略執行大元帥職權，委派各省革命軍司令長官，全面開展革命起義活動。及至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春，袁氏凱帝制自為野心益露，日本藉此脅迫其承認二十一條苛求，袁竟於五月九日屈服承認；八月，有所謂「籌安會」出現，帝制遂公開進行；十二月，更扭捏宣布「接受帝位」，篡改中華民國五年（一九一六）為「中華帝國洪憲元年」。 先生於四月三日揭發日、袁二十一條款談判真相，號召國人奮起維護國權；九月發布宣言，號召國人共擊竊國獨夫。自是而討袁之師接踵遍起，袁是在「千夫所指」之下，於民國五年六月六日羞憤而死。先生隨即發表「規復約法、尊重民意機關」之宣言，繼行總統職權之黎元洪遵之，於六月頒令遵行元年約法並續行召集國會。中華革命黨捍衛民國功成，遂令革命軍止戰停兵。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春，先生著成「民權初步」暨「中國存亡問題」兩書；並通告海外中華革命黨支部、分部及交通部，即作恢復國民黨名稱之准備。方當規劃國家長治久安之際，北方政府又生巨變，事由國務院總理段祺瑞脅迫國會而起，繼發展為黎元洪與段祺瑞間的府院之爭，再發展為段祺瑞指使所謂「督軍團」叛變；最後使得頑固的「保皇派」軍人張勛得到機會，以「調停」為名率兵進入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國會，再發動兵變擁滿清廢帝溥儀復辟。時在五六兩月之間，竟接連發生倒閣、叛變、軍人干政、解散國會種種毀法事件，至七月一日復辟丑劇發生，北方混亂遂達於頂點。其後雖復由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勛，粉碎復辟，而北方則自此形成軍閥爭戰之局面。先生為捍衛中華民國，遂起而以護法號召天下。
七月十九日，先生至廣州發表通電，請國會議員來粵集會，以行民國統治之權。八月二十五日，各省到粵議員舉行國會非常會議，旋即議定「國會非常會議組織大綱」暨「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九月一日，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九月十日就職，執行護法討逆任務。時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意即舉兵來犯，先生遂於十月七日下令北伐，護法戰役自此開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之和平會議在巴黎舉行，中國為勝利一方「協約國」之一員，但未得列犟之平等對待，且竟由英、法與日本勾結，將戰敗國德國在華應行權利另作分配。尤其遷就日本要求，將德國原以不平等條約取得在山東之一切權利讓予日本，最為國人所憤慨。五月四日，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為此集會遊行，全國各地學生繼起響應，愛國運動風起雲涌；其後，知識份子中之熱心改革人士藉以導引，蔚成「新文化運\動」；繼之，則有各種激烈思想滲入其中，遂使此一源自愛國情操之「五四運動」趨於復雜混亂。先生時正潛心著述，已成「孫文學說」暨「實業計劃」兩書，乃即相繼發表，期以導正國人心理，及指引因應方向。「孫文學說」以「知難行易」之理，勉勵國人力行建國；「實業計劃」為全國物質建設詳定藍圖，並號召國際合作開發中國富源，謀中外互利以增進世界福祉；此二書並前者「民權初步」之民主社會建設實務，合而稱為「建國方略」。復命同志創刊建設雜志，以導正社會思想。是年十月十日，先生即令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以廣包容。加中國二字者，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別於元年之國民黨也；而其精神所在，則為兼中華革命黨與國民黨所具性質，即革命與民主並重也。
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國會議決取消軍政府，依中華民國法統組織正式政府，並舉行大總統選舉，先生當選，於五月五日就任。按此次選舉，實遵約法，為中華民國正式政府，亦為正式中華民國大總統，考諸議案、通告、對內對外宣言皆然。而有以「非常大總統」為稱者，且多見沿用之，此於史無可徵尋，蓋以當時北方有徐世昌組「新國會」，並用舊選舉法選為總統，先生已斥其「名分不正」；而舊國會已自北遷南，維護法統，其所選舉者自為正式總統與正式政府。其時舊國會斥北政府為非法，北政府貶南方為「非常」，北政府據地廣大，影響視聽印象較多，致世人習焉不察；然法統所在，自當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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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孫中山出生時間.
答1866.11.12
2.三民主義在哪裡提出的.
答 檀香山
3.二次革命暴發時間:
答 1913年7月12日
4中國由此以來第1個犧牲是誰
答 應該是宋教仁先生
51922年5月6日孫中山離開廣州往何地.
答 上海
6.民生主義兩大經濟綱領.
答 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平均地權」。主張核定全國地價，現有的地價歸地主所有，革命後因社會進步所增漲的地價歸國家所有，由國民共享，做到「家給人足」
7民權主義的基礎
答 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⑤ 「貝殼找房」上線，左暉意欲何為
新意很足嗎？路上一排中介都掛上了貝殼。就燒錢的新鮮勁。跟別的網站或店鋪有多少區別？只是現在說的正規一點。。再過兩年看。中介復制性太強
⑥ 關於詩人的背景
白居易
古代山西詩人中，名氣最大的要數白居易了。他是繼李白、杜甫之後唐代又一位大詩人，世稱李杜白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於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為官，父親為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僕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於唐代宗大歷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鄭縣東郭宅。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於洛陽，享年75歲。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時代需要大詩人，白居易適逢其時。他因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又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加之家庭和社會給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特別刻苦。後來憶及當時讀書情況，他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少年時代又曾經過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對社會各方面都有所了解。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這位傑出的詩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帶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餘州，眼看還要繼續亂下去，由彭城縣令升任徐州別駕的白季庚，便送兒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亂。小小年紀就離家避難，隨後南北奔走，備嘗艱辛。所以他15歲時便寫下了記錄當時真情的一首絕句；「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余。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後來又一首寄兄弟與妹妹的七律，也寫得較好，歷來為人稱道，詩雲：「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從這些詩中可見白居易當時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感受。從他家骨肉分散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動盪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的。
白居易16歲時，已經寫出不少可以傳世的好詩，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詩《賦得古原草送別》。據說白居易初到長安，去拜見老詩人顧況。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贊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長安，顧況為之延譽後，白居易有時居長安，有時在別處，曾去過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結了一些詩人，真正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他27歲方從鄉試，次年為宣州刺史崔衍所賞識，送往長安應試，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32歲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書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歲時自洛陽徙家於秦，卜居渭上，距長安約百里，到35歲時，罷校書郎，隨後又授周至縣尉。次年，他由周至縣尉調充進士考官，補集賢院校理。這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上這一年前後，娶楊虞卿從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
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當時政治斗爭的漩渦之中。在此後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順利。他任拾遺期間，克盡職守，屢陳時政，難免使得皇上或權臣不滿。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其困難。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贊善大夫，後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游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並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總之，被貶江州司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後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後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雲「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麼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於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一步消沉，詩雲：「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一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後。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並且從此後一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贊備至。其實，他之崇佛，並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一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後，才潛心釋氏以寄託。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雲：「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後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於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一邊持齋、坐道場，一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築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築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於是，他卜居於洛陽履道里。至此為官20來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於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蘇州刺史，在蘇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劉禹錫罷和州刺史，劉、白二人結伴歸洛陽。一年後，白居易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58歲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稱病，免歸，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不復出，後除河南尹，尋以病免，64歲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因心境消極和健康原因，他不願再為官了。60歲時，兒子阿崔夭折，這對詩人又是一打擊，73歲時，曾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揖。卒年75歲。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於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後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傑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國詩歌史上佔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里，他敢於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後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復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他45歲時所作另一首歌行體長詩《琵琶引》，也是同樣受到人們高度評價的詩。他被貶作江州司馬後，在潯陽江頭和友人話別，舟中離別酒筵上，感傷之中，忽聽鄰船有彈琵琶聲，移船相邀，原來是一位年老色衰、獨守空船的歌妓，也有無限愁緒，借琵琶寄託幽怨。白居易聽了她的身世，不僅深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便作了這首可與《長恨歌》媲美的長詩。前面敘歌妓的生平狀況、可悲身世，後面以「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卧病潯陽城」轉而寫己，最後雲「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司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有很多優點，描寫細致，音節和諧，尤其描寫琵琶聲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嘆。而最重要的，還是感情的真摯。這兩首長詩，是白居易留給後人的無價瑰寶。
白居易其他詩歌中，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後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誇耀，最後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同情貧家女難以出嫁，《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凄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築，「一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居易對自己的《秦中吟》也甚為自負，在編其詩集15卷完成後題的一首詩里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一組詩，共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鬱郁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了白居易反對什麼，贊美什麼，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布，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一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斗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採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鬥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後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後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天才的詩人，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白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但同時又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詩壇曾流傳老嫗亦解白詩的佳話。明代詩論家胡震亨《唐音統簽》中曾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詩、改詩之刻苦認真。他的詩達到這樣的藝術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獲得的。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後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王維，字摩詰，是盛唐詩壇上極負盛名的詩人，因官至尚書右丞，所以人稱王右丞。
關於王維的生年，至今尚是一個謎。兩《唐書》本傳都載王維享年61歲，《新唐書》雲上元初卒，《舊唐書》說他「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卒」，《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三也說王維卒於上元二年，清代王維研究專家趙殿成《右丞年譜》即斷王維卒於上元二年七月。根據卒年61歲推算，則生於武後長安元年（701年），與大詩人李白同年生。但王縉為王維胞弟，官至宰相，兩《唐書·王縉傳》皆載王縉卒於建中二年（781年），年82歲，推之則生於武後久視元年（700年），弟弟倒比哥哥早生一年。今暫從趙殿成《右丞年譜》與陳鐵民《王維年譜》，定王維生於長安元年（701年），卒於上元二年（761年）。
王維的籍貫，也有爭議。《舊唐書》說王維為太原祁人，後移家於蒲州，成了河東人。唐人姚合所編《極交集》說王維為河東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又說是太原人。對於王維之弟王縉的記載，《舊唐書》說是河中人，《新唐書》說本是太原祁人，後來客居河中。蒲即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濟縣，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改名河東郡，乾元三年（760年）升為河中府，所以又稱河東、河中。現在一般通行的說法，認為王維祖籍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屬太原王氏，是名族之後，里貫為蒲州，是河東人。這樣，王維與年晚於他的大文學家思想家柳宗元為同鄉。
王維自幼聰穎，不但九歲時便能作詩寫文章，後來成為開元、天寶間著名詩人，而且工於草書隸書，嫻於絲竹音律，擅長繪畫，是個多才多藝的才子，在青年時代便已名動京師，得到皇族諸王的敬重，寧王、薛王待他就象師友一樣。唐人薛用弱《集異記》記載：「王維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嫻音律，妙能琵琶，游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王維集中有《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從岐王夜宴衛家山池應教》、《敕借岐王九成宮避暑應教》等詩，可知在長安確曾從岐王游宴。關於王維應舉，《集異記》曾有一段有趣的記載。當時有一個叫張九皋的人，使人走通了公主的後門，公主曾授意京兆試官，要以張九皋為解頭。王維也將應舉，同岐王商量，希望得到歧王推薦。但歧王權勢哪裡比得上公主，不能與公主爭，於是只好以王維的才華去爭取公主，如此這般地安排了一番。過了幾日，岐王讓王維穿上錦綉衣服，鮮華奇異，帶著琵琶，同到公主第宅，說是帶酒樂來為公主奉宴。王維為皙白少年，風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公主看見後，問岐王說；「這是何人呀？」岐王回答說；「是個懂音樂的。」便讓王維給公主獨奏新曲。王維彈撫琵琶，聲調哀切，滿座為之動容。公主直接問王維道：「這是什麼曲子？」王維起身答道：「是《郁輪袍》。」公主甚感驚奇，非常高興。岐王趁機對公主說：「此人不只長於音律，若說詞學，更佳，簡直無人能超過他。」公主更感驚異，問王維是否有寫就之詩，王維從懷中拿出數卷詩獻上。公主看過之後，驚奇不已，說；「這都是我所誦習過的，從前以為是古人之作，原來就是你寫的！」於是讓王維更衣，不作伶人看，而升於客人之列。王維風流蘊籍，而且說話風趣，大為座中各位貴人所欽重。岐王見時機成熟，便說：「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為解頭，誠為國家的榮光。」公主說：「那為什麼不教他去應舉？」岐王說：「聽說您已經囑托，解頭不是要給那個張九皋嗎？」公主笑道：「那是因為他人求情，哪是我要給張九皋。」隨即回頭對王維說：「你要取解頭的話，我當全力薦你。」就這樣，又改薦王維，王維做了解頭，一舉登第。這個故事未必完全屬實，或者純屬傳構，但從中可知王維少年時代便成為引人注目的名人。王維中狀元，卻是事實，據考證，乃開元九年（721年）狀元，時年21歲。
王維開元九年春天中狀元後，即解褐為太樂丞，開始了仕宦生涯。但他隨即因為署中伶人舞黃獅子犯禁，受了牽連而謫為濟州司法參軍。當年秋天便離開京城，赴濟州任。濟州在今山東荏平西南，王維在那裡度過了四年多的光陰。其中開元十三年（725年），詩人裴耀卿任濟州刺史，裴為河東人，與王維是同鄉，待王維不錯，使王維稍得安慰，但裴很快又赴宣州任職，使王維甚感惋惜。在裴耀卿離開濟州不久，王維也於開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辭去司法參軍之職，離開濟州。
據陳鐵民《王維年譜》，王維離開濟州後，在淇上住了二年，開元十七年（729年）赴長安，在長安又閑居了幾年。初到長安，他即開始從大薦福寺道光禪師學習頓教，結識了詩人孟浩然。孟浩然開元十六年（728年）赴長安應試，落第後滯留長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陽，王維作詩送別，詩雲：「杜門不欲出，久與世情疏。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勸孟浩然回鄉隱居，不必辛辛苦苦地來長安舉試求官。這是因自己中狀元後仍不得意，所以有這樣的話。作為一個才子，一代名人，王維這個時期不太得意，青年時期賦閑，心中當然不是味道。而且此期間又喪妻。王維的妻子大約在開元十九年（731年）去世，當時他才31歲。妻子去世後，王維不再續娶，幾十年一直獨身，於此也可見他的思想情態。
雖則王維勸孟浩然歸舊廬隱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並未完全死滅，或者因名臣執政，復又求仕。閑居長安時，即他34歲那年，赴洛陽，獻詩中書令張九齡，希求汲引，隨後便隱於嵩山。嵩山地近東都洛陽，隱於此正可待機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遺，又為朝官，做了兩年右拾遺，又為監察御史，40歲時，遷殿中傳御史。就在閑居和這樣的官職變換中，他度過了許多年的時光，而進入中年，此後或隱或官，所為官為左補闕、庫部即中，品階雖稍高了點，但仍為侍從閑官，總不得意，這樣又過了10年。王維50歲時，丁母憂，離朝屏居輞川，服滿後，又做了幾年的文部郎中。進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亂中曾陷於叛軍中，得罪了唐王朝。
唐玄宗天寶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祿山叛軍陷潼關，隨之攻入長安，玄宗倉皇逃往四川，王維沒來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後，他曾吃葯取痢，假稱患病，以逃避麻煩。但因為他的詩名很大，安祿山派人將他迎到洛陽，拘於菩提寺，不管他答應不答應，硬委之以偽職。無奈之中，王維當了安祿山的給事中。但他的心依舊追隨唐王朝。安祿山宴其部下於凝碧宮，王維聞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詩：「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正是這首詩救了他的命。
至德二年（757年）九、十月，唐軍相繼收復長安、洛陽，王維與其他陷賤之官，均被收系獄中，隨後押到長安。這些人按律當死。有人提出王維凝碧宮詩可證其忠於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縉請求削己官職以贖死罪，唐肅宗特此原諒了他，不但不殺，而且還給了個太子中允之職，可謂不幸中之大幸。這時，王維已57歲，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賢殿學士，後又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上元元年（760年）夏，60歲的王維轉尚書右丞，這是他一生所任官職中最高的官階，也是最後所任之職，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後世稱他為王右丞。
作為一代才子，王維少年得志，名傳遐邇，但終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極不順利，竟至險遭殺頭之禍。作為一個詩人，王維以自己的優秀詩篇，為盛唐詩壇大增光輝，是唐代乃至中國古代的重要詩人。
王維擅長各種詩體，尤以五言律詩和絕句著稱。前期詩歌，富於進取精神，譏刺貴戚宦官，譴責紈挎子弟，反映邊塞生活，抒寫游俠意氣，情調慷慨激昂，充滿浪漫主義豪情。後期詩歌，因世途險惡，崇奉佛教，而以描寫田園山水景物、表達閑情逸致、宣揚隱士生活和佛教禪理為主。所寫山水田園詩，數量多，藝術成就高，最能代錶王維的藝術風格。如《漢江臨泛》一首，從大處落筆，狀寫襄陽一帶的壯麗山川，氣勢雄渾，意境空闊，「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一聯，成為千古名句。又如《山居秋瞑》，用細膩的筆觸，勾畫月照、泉流、竹喧、蓮動等許多富有特徵性的事物，獻給讀者一幅清新秀麗、優美和諧的秋雨之後的山色圖。他的山水田園詩，作物精細，狀寫傳神，色彩鮮明如畫。又語言清新凝煉，含蓄生動。王維除詩作優美外，又擅畫，為當時著名畫手，宋代大詩人蘇軾《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說道：「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所評極為精當。
王維的詩在唐代自成一派，影響久遠。現在詩400餘首，有集傳世。清人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可資研究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