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
五律
咏爱犬
犬之忠勇仁义，非养犬无以知，有其品质，养而知，知而爱，故称宠，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犬于我以一生，我于犬以过客，故善待之。
莫言无知己，天生一物尤。
狎欢除梦魇，凶吼退贼偷。
无悔托生死，有胆赴恩仇。
亘古传忠义，对此照人羞。
2010-11-14
《咏爱犬》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
春早先生喜欢动物，尤其喜欢狗，曾经于旧居的时候就养过狗，只是笃于条件未能实现。新近有人馈赠先生一幼犬，先生呵护有加，据我所知此犬的母亲和兄弟不幸夭折，此犬可谓九死一生、硕果仅存，在这里我也祝愿此犬可以健康成长，先生《咏爱犬》一诗对爱犬赞许有加，欣赏之余，有必要对汉语中的“犬”进行一番文化梳理。
得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功利传统悠久的国度，在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先竭尽才智地开发、利用周围的自然资源，将野生植物培育成粮食作物，在这个过程中，将野生动物驯养成家禽家畜也是同步进行的，除了牛、羊、猪、鸡、鸭、鹅之外，大概就是狗了，而且不同于那些旨在补充热量和蛋白质的家畜，狗和人类的关系最为密切；对于古代的农耕生涯来说，牛的存在和价值几乎等于今天的拖拉机，但是，狗的作用不仅仅是看家护院，它时常出没在贵族生活的场景中，成为狩猎场上的前驱和标志，当然，这种出发点依然是功利主义的，更无论狗肉也是古代的菜肴之一，《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载：“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请其吠狗，弗与。及将归，杀而与之食之。”在枚乘的《七发》中也有：“肥狗之和，冒以山肤。”的句子，不知道作为食用和狩猎用途的狗是否还有分别，学识浅薄不敢置喙。不过按照祖先的经济原则，狗的使用价值就成为其身价的惟一衡量标准，比如说，《左传·宣公二年》载：“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杀之。盾曰：‘弃人用犬，虽猛何为！’”看来，不仅狗参与了人类的狩猎活动，在宫廷斗争和政治谋杀中也张开了血盆之口，露出被体制豢养的犬牙；除了政治领域，哲学家也为狗安排了形而上的工作，《列子·说符》载：“杨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杨布怒，将扑之。杨朱曰：‘子无扑矣！子亦犹是也。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来，岂能无怪哉？’”今天，科学已经证明狗是色盲，但这个不分黑白的罪状就让狗背了黑锅；至于那些纵横家们更不能放过狗这一比喻意象，《战国策》载：“淳于髡谓齐王曰：‘韩卢者，天下之壮犬也；东郭兔者，海内之狡兔也。韩卢逐东郭兔，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疲于后，犬兔俱罢死其处，田父获之。’”；法家自然也不会错过这一绝佳的能指，《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载：“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着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瓮而往酤，而狗迓而龁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在《晏子春秋》中也记载了相同的故事，而将狗比喻为小人或所有适用的打击对象，为后来的汉语语言和写作开创了先河。总之，我们祖先对狗的定位大约就像蒯通所言：“桀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谓“走狗”在原初语境中并无贬义，在《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看来，“走狗”也有其无法逃脱的命运和归宿，《史记·李斯列传》载：“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从此也开始了关于狗的悲剧比赋，在庾信《哀江南赋》中借用了这个典故来铺排其悲情言路：“南阳校书，去之已远；上蔡逐猎，知之何晚”这样来看，反倒是在儒家经典中透露出些许人道主义的微光，《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为人类吠尧逐猎、兔死狗烹之后，狗是否在一把破伞之下，带着形上形下的双重屈辱和苦难返回大地和自然的怀抱？我不知，稍稍扒梳一下汉语中狗的文化资源，却让我感到一种忧伤的沉重，为此，我将其中还算轻松的典故放在知识考古的最后，缓解一下被功利主义绷紧的神经。
《述异记》载：“陆机少时，颇好猎，在吴，豪客献快犬，名曰“黄耳”。机后仕洛，常将自随，此犬黠慧，能解人语，又尝借人三百里外，犬识路自还，一日至家。机羁旅京师，久无家问，因戏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赉书驰取消息不？’犬喜，摇尾作声应之。机试为书，盛以竹筒，系之犬颈，犬出驿路，走向吴，饥则入草，噬肉取饱。每经大水，辄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其人怜爱，因呼上船，裁近岸，犬即腾上速去。先到机家口，衔筒作声示之，机家开筒取书，看毕。犬又伺人作声，如有所求，其家作答书，内筒，复系犬颈，犬既得答，仍驰还洛。计人行程五旬，犬往还裁半月。后犬死．殡之，遣送还葬机村，去机家二百步，聚土为坟，村人呼为黄耳冢。”故事中“黄耳”的智慧、迅速、敏捷、机巧可见一斑，在鱼雁传书之外，狗肩负起了信使的重任，不禁令人啧啧称奇。
还有《续搜神记》载：“晋太和中，广陵人杨生，养狗，甚怜爱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冬月野火起，风又猛，狗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沽水得着地，火寻过去，生醒，方见之。他日又闇行，堕空井中，狗伸吟彻晓。须臾，有人过，怪此狗向井号，往视见生，生曰：‘君可出我，当厚报君。’人曰：‘以此狗见与，便当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与，余即无惜。’人曰：‘若尔，便不相出。’狗因下头目井，生知其意，乃语路人，以狗相与，人乃出之，系狗而去。后五日，狗夜走归。”在这里的狗的忠诚让人自愧弗如，也可见在人与狗之间存在着一种超乎人际之间的纯粹和感动，就像春早先生序中所言：“犬之忠勇仁义，非养犬无以知。”
总之，狗在古汉语语境中的工具价值实在难以挪移到21世纪的今天，不过，看看我们的身边，这种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改变，甚至蔚然成风，据不准确的数据，2009年北京登记注册的宠物狗大约54.3万条，假如将没有登记的狗计算在内的话，这座城市中的宠物狗大约100万条，这绝对是个庞大的数字，而我看到从狗转身为宠物狗，其中也透露出社会的变迁，最浅显的一条就是：在养活人之外，还可以养活狗了，读后感《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这在资源匮乏，所谓“家中无余饭，何处问稀干。”（《再见童年·偷吃麻酱》）的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系列生活指标，比如居住面积，养狗总得给狗搭一个狗舍，最不济也得有个狗窝吧，曾经四世同堂挤一间屋子的状况下，恐怕也没条件养狗；还有私人时间的增加，在那个除了上班之外，下班还要请示、学习、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车轮战中，人们自顾不暇，连老人孩子都没时间照料，哪里还有空闲养宠物？况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政策，曾经有一段历史时期，像提笼架鸟、遛狗养猫等等爱好风俗，一律被视作“四旧”，统统归入“被革命”的范畴，谁还敢在家中豢养“反革命铁证”呢？不必说太远，就在几年前，狗还在禁养、限养之列，我就听说和目睹过有司将某人家的爱犬“带走”的故事，现在体制允许人们养狗了，至少还体现了人性化的趋势（需要补充的是，发放“狗证”也是政府的一笔进账，在远远高于工本费之外的款项中，我没看出政策为宠物提供任何保障），于是，养狗的人家也多起来了，就在我居住的小区，早晚都可以看到遛狗的人和他们的宠物如影随形，宠物狗的品种、毛色、体型、吠声也是千姿百态、应有尽有。而最重要的改变大概要属对于养狗的观念更新，狗的工具性越发淡薄，而几乎成为了人的宠物，甚至家庭成员，许多主人对宠物的感情已经是无以复加，仿佛宠物就是生命中惟一的真谛和中心。每当我看到人行道上的狗粪时，就希望宠物的主人可以将对狗的热情稍稍分出一部分来用在公共道德上，在呼吁理性养狗之前，至少努力做到文明养狗吧。据我所知，有司规定主人在公共场合遛狗时，需要为宠物佩戴用狗链，不过，似乎这一点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许多主人更愿意让宠物无拘无束地享受户外时光……无论如何，狗的地位在今天的社会中极大升高了，在牛、羊、猪、鸡、鸭、鹅还在操持着旧业的时候，狗已经跃升在同行之上，几乎和人享有同样的生活空间（除了那些禁止宠物入内的地方），宠物狗从历史的阴霾中走出进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应该说，今天的“狗权”状况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好，这样写的时候，我听见从不知何处传来的狗吠声（这是常事），似乎在对我的结论表示赞成。
这不禁让我有了一种异质的联想：那些西方国家的宠物狗和这里的同类，有什么区别吗？几年前看过一个纪录片，是关于“卡特里娜”飓风之后，一个动物组织对灾区的宠物展开的援救行动，当时因为飓风来得迅猛，所以美国政府没有允许灾民携带宠物撤离，也就使得大量宠物困顿于风暴肆虐后的灾区，这个动物组织就是深赴灾区拯救那些一息尚存的宠物，美国人的宠物花色比我们丰富多了，飞禽、走兽、鱼、昆虫、爬行类、两栖类……当然，主要还是狗、猫居多，我看到救援小队乘冲锋舟从一个没顶的二层楼上救下一只瘦骨嶙峋的狗，而之后，当这只狗和主人一家重逢的时候，人与狗之间的亲密情谊让我不禁唏嘘感动；纪录片也告诉我一个沉重的事实，救援组织成功营救的宠物只占被遗弃在灾区的动物的一小部分，大多数宠物死于风暴或接下来的恶劣环境，许多养宠物的人家感觉失去宠物是在这场“卡特里娜”飓风中蒙受的最大损失和经历的最痛苦的不幸，正因为此，美国政府对自然灾难中的紧急疏散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此政府允许人们携带宠物从灾区撤离。见闻若此，西方的“狗权”和中国的“狗权”有何区别？读者自己去判断，而我所看到的不是“狗权”的差异，而是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下，政治体制所能提供给人民的服务和保障，而“狗权”或“宠物权”、“动物权”实际上是“人权”的侧面体现。
在动物和人之间的对照关系，我们也是古已有之，试举一例，《吕氏春秋·异用》载：“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从结果来看，“德及禽兽”的作秀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瞄准了决胜千里的政治目标，故事没有下文，不知道当“四十国归之”，商汤的网开一面是否还依然像一面仁政的旗帜飘扬在历史的空中呢？但是就算作秀，至少说明从“动物权”到“人权”的政治比喻还是吸引了用脚投票的人们，惜乎，那个遥远的奴隶社会似乎是我们离“人权”最近的历史时刻。这之后两千多年的专制时代中，我们的“人权”状况大约也就是“苟全”的水平，甚至在苟全等而下之的“苟且”层面徘徊，俗话不是说“乱离人不如太平犬”吗？看来，“人权”与“狗权”的轻重关系已经被历史标定出来了。
很早以前听春早先生讲过一个关于美国民事诉讼的案例：某甲将邻居某乙告上法庭，上诉理由是某乙虐待动物，因为某甲目睹某乙将家中吃剩的饭菜喂某乙家的狗；法庭受理，原告和被告都出庭了（像这样级别的民事案件，可以无需律师，双方代表自己进行问答，即经济又可以提高公民修养），某乙辩护说自己不是虐待动物给宠物吃剩饭，是因为某乙养的狗不吃狗粮，只对人食感兴趣；法官也是当机立断，马上传唤“当事狗”即某乙的宠物到庭，当庭摆开一干狗粮、狗罐头，而“当事狗”真的对狗食不屑一顾；再摆出某乙家烹调的食物，而“当事狗”大块朵颐，法庭于是结案，某甲告某乙“虐待宠物”驳回，某甲承担诉讼费之外，恐怕还得为那些狗粮买单……当然这是后话，只是从这个小案例中，可以看到“狗权”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即使是主人也不能虐待宠物，甚至连宠物的衣食住行都要服从“狗权”马虎不得，否则，你的邻居也会把你告上法庭，更无论那些专门为宠物“维权”的动物保护组织了。在一个“狗权”受到如此尊重、保障、善待的体制下，公民的“人权”状况难道比“狗权”还不如吗？
我知道将“狗权”和“人权”并提会让一些“有识之士”产生政治和文化上的双重反感，不过，我也见过许多周围养狗的人家，对于宠物的呵护与关心就像是养育儿女般的宠爱，相信这样的比较法不会让他们不悦，而且，所有养狗并喜爱狗的主人，也一定关心“狗权”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敢打保票说明天有司就不会由允许养狗变成禁养，再次上演人狗离别的悲剧，所以，关注“狗权”是关爱宠物的首要……但是，在呼吁“狗权”之前，最好还是看看“人权”的状况。就拿上访来说吧，之前暴露出的关于“安鼎元”公司非法截访，关押、虐待上访者，并且勒索、敲诈上访者家人赎金，不知道像“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是否仅此一家，而就在同期公布的数据，称今年全国范围内的上访人次、数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不知这功劳是否应该归功于“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呢？据我所知，上访是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公民行为，与那些强制拆迁中的“暴力抗法”不可同日而语，而受苦受难的百姓伸冤无处，已经体现出司法制度的缺陷和不公；现在千里迢迢跑到首都来上访，却被截访公司非法抓捕拘禁，被勒索赎金，真所谓“人生到此，天道宁论？”无论体制自诩人权状况如何如之何，都无法绕开“安鼎元”这样的截访公司的存在，继续口若悬河地自吹自擂了。
因此，对于那些希望自己的宠物狗拥有更多“狗权”的人们，先从争取“人权”开始努力吧，而我相信，争取“人权”的必要，并不局限于是否养狗，或养其他宠物的人群中，民主是这个时代，每一个希望活得有尊严的人，都会去追求的普世价值，当民主实现的时候，当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园享受自由和民主的时候，我们的爱犬与西方民主制度下的宠物狗相比，才真的不会出现“对此照人羞”的尴尬和窘迫。
写于
2010年11月15日至16日
夜
〔对此照人羞——《咏爱犬》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