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上海现在有多少幢老的花园洋房在那里可以查到这些老洋房的资料
武康路是上海西区的一条幽静马路。8月9日上午，史丹福房屋置换公司总经理赵建平带着4位经纪人在这条街上拍照登记，用他们的行话说是在“扫街”，即寻找房源。史丹福公司8月1日刚在这条街上开了第一家店，是上海目前惟一专门从事老洋房买卖、租赁的公司。
在这条不到3000米的小街上住着400多户人家，其中有100多幢老花园洋房。而这些老洋房的主人们都曾显赫一时。黄兴住在393号，1916年10月31日在这里逝世;唐绍仪住在40弄1号，他曾出任袁世凯政府的第一任内阁总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分别住在105弄2号和67号，两处相距百余米，现在还有几位原农业银行的老职工住着;正广和汽水厂的大班住在99号;加拿大人福开森住在390号，他曾是高等工业学堂（上海交大的前身）的监院和《新闻报》的老板，而武康路在解放前就叫做福开森路。
“销售一个楼盘的利润也许都不如卖一幢老洋房。”史丹福公司董事长陈早春对记者说。在陈早春看来，短短的武康路简直就是一个聚宝盆，“如果再算上附近的湖南路、新华路、淮海中路，这里聚集了300多套老花园洋房。”32岁的陈早春也是全国最大连锁房屋租赁公司“我爱我家”的创始人，1995年即开始介入上海老洋房买卖。坐在他的宝马X5吉普车中，一路上给记者指点经他手交易的房子，近几年他一共卖了100多套老洋房，这还不算经手租出去的。最近的一个大手笔，是以5000万元成交一套荣毅仁当年住过的老宅，在宛平路上。如果按行内通行的3.5%佣金计算，一笔买卖就可提175万元的佣金，“而且，这是个循环的市场，买下洋房的可能再卖出，我再买进进行包装，一样也可以赚大钱”。
事实上，大多数代理商不一定都有专做洋房的部门，但一定不会放过洋房生意。“做成一笔生意的佣金往往会达到100万元以上，这比一家店面一年利润的总和还多。”上海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愚园店经理郑伟说。
“截至1949年，上海一共有老花园洋房5000多幢，300多万平方米。它们大多隐匿于寻常巷陌。”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档案室主任娄承浩告诉记者。在价格上，花园洋房与商品房完全是两个概念，“上周还有人向我咨询过哪些房可以买。”娄承浩说，“我告诉他，你先准备1000万吧。”目前上海老洋房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万到3万元，总价往往会达到2000万～3000万元一套，“现在世贸中心顶层可以卖到3500万。”21世纪不动产上海德佑加盟店店长邵非说，“上海的房价不断上涨，为什么花园洋房不可以卖得更贵呢？”
如果简单计算，5000套洋房每套均价1000万元，总价值将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老洋房的市场前景并不这么简单。“市场最大的瓶颈还是产权问题，”孙懿说。他是上海大华集团企划部经理。上海的花园洋房经历了私产、国有资产、“文革”没收、落实政策等若干历史阶段;当初所有者健在的不多，有继承关系的则飘零四方，大多数产权仍属政府，但使用者既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又有普通居民;产权关系异常复杂。邵非说，产权清晰可以流通的花园洋房一般只有四五十套。
产权与物权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投资者，回报是否能得到保护？台湾建筑师陆传晖是上海老洋房较早的投资者，1999年他以每年128万元的租金取得了“远东第一豪宅”“绿房子”的10年租期，并承诺投入500～600万元对房子进行维修保护。“由于是文物单位，政府要开论证会。在此期间房租照交，我却根本没法工作。”他以每月20万元的租金把一、二层楼租出去，但所有者上海市规划院对此提出异议，目前陆传晖已经4个月没收上房租了。如果正常的话，陆传晖每年可以多赚100多万的房租，但他还是觉得自己亏了。
谁动了李鸿章的花园
晚清重臣李鸿章不仅开启了洋务运动、创办了北洋水师，还给后人留下了一座丁香花园。丁香花园是上海老花园洋房的极品，仅花园就占地2.6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934平方米。一条华山路将丁香花园分隔为两大块，东边的目前为上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香港商人租用了靠近门口的一栋楼开了申粤轩酒楼;西面一片现在则更名为“丁香别墅”。
两年前“我爱我家”总裁陈早春和房管部门签订了8年租赁合同，租下了丁香花园的西面一片，其中有一间别墅和1000多平方米的草坪。“随后我投资了1000多万元在花园里修建了4座新别墅，连同原先的老房子一起租给了外国人。”陈早春告诉记者，“这里也就相应更名为丁香别墅。”
每年陈早春可以从每栋房子上获得600万元的租金。据陈早春说，今年5月，这块地被管辖机构以1.6亿元价格卖给了上海大统房地产公司，大统公司终止了和陈的租赁，“同时大统公司想让其中的房客搬出去，所以我和那些房客的损失都得到了大统公司的赔偿。”
关于这次“违约”是赔还是赚，陈早春说:“我是个生意人，除去我要赔付给那些租户的违约金，我当然是要赚钱了。”以目前市场来看，这笔生意赚的应该要远远多于陈早春当时投资的那1000多万，“我不太清楚大统公司买下这套洋房有何用处，听说会把前两年建的别墅都给推了，只留下那栋老洋房，也有可能把这块地储存起来或者用来做抵押贷款，都不确定。”
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的陈早春，1995年开始涉足花园洋房代理业务。“刚开始政策限制很严格，严禁买卖，惟一的渠道只可以是租赁。此前我在一个针对高端客户的地产中介公司做经纪，手上有优质客户。另一方面我对上海熟悉，于是开始针对这个市场去找一些老洋房，把它租下来改造后再以高价转租给外国人。随着后来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好，进入上海的跨国机构越来越多，这样的房子几乎是供不应求。”陈早春告诉记者。
1998年下半年，陈到北京做二手房市场和房屋租赁市场，继续发展史丹福公司，着重在房屋租赁市场发展。2000年4月，成立“我爱我家”房屋置换有限公司，两年时间发展成为最大的房屋租赁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连锁店400多家。
北京的业务上了轨道后，陈早春又回到了上海继续他的洋房生意。据他的统计，所有买老洋房的客户中，企业仅占20%，个人占了80%。而在租赁老洋房方面，企业占了70%，个人则占30%。有八九成客户把购买或租来的老洋房用作住宅，特别是台湾和香港地区的买家居多，外籍华人和东南亚客商也是主力。
对于洋房的生意，史丹福公司并不仅限于租赁和买卖。巨鹿路889号所在的花园洋房共有9幢，原是由亚细亚火油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建造。据史丹福公司经理赵建平说，他们正在与静安区政府合作，将这12幢英式连体洋房改造为综合性消费、娱乐中心，暂命名为‘巨鹿路欧洲风情休闲街’。“一期产权置换加上二期整体环境改造的总投资约为1.46亿元。”赵建平说。
上海老洋房地图
“上海最早的西式建筑出现于1872年，清同治十年，由英国领事馆建造。1895年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的花园洋房。花园洋房更准确的名字应该是‘独院住宅’，解放前建造的目前有5000余幢，300多万平方米，其中仅高级花园洋房面积就达160万平方米。”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档案室主任娄承浩接受采访时说，“最早的所有者是军政要人、大商人、社会名流，这些人更容易在上海吸收外来文化，喜欢标新立异。可以说这些老花园洋房都是当时的国际流行式样，还有一些大师的作品，包括邬达克、艾塞西•罗杰斯。”
花园洋房的布局，一般正屋朝南，地基力求方正，宅前植以雪松、龙柏，中间往往是一片草坪，设置大理石塑像或喷泉作为花园的中心，远处设置池沼，以求树木倒映。主屋的前侧有露台、高台阶，晚期的则为低地坪，甚至与室内联成一片，仅用大玻璃窗分割。主屋的西北角往往连接“下房”或车库，还有花房或暖气花棚。晚期豪华的花园洋房里，还增加了游泳池、网球场。“上海老洋房的建筑式样丰富，有欧洲式、美国式、俄罗斯式、西班牙式、日本式;既有豪华、庄重气派的欧洲文艺复兴式、又有清晰明快、自由的乡村别墅式、现代式等。”娄乘浩说。
据初步统计，花园洋房主要分布在四个市中心区:徐汇区约占39%，长宁区约占29%，卢湾区约占9%，静安区约占8%。“上海是由东向西发展的，跑马厅一共搬了三次:从河南中路到河北路，再到人民广场，都是向西移动的。”娄乘浩指着地图说，“最早的西方建筑是在黄浦江边，后来以西藏中路为界，花园洋房主要集中在这条路的西面，沿南京路、延安东路和淮海中路等干道，自东向西分布。此外在越界筑路地区，如溧阳路、多伦路、华山路、愚园路、虹桥路的两侧也建造了不少花园洋房。”汾阳路、太原路、愚园路、武康路、湖南路、思南路、长乐路、华山路、兴国路、茂名路是老洋房最集中的区域，政界要人多住在徐汇一带，商人住在愚园路、华山路一带，而知识分子、技术精英则主要集中在卢湾区。“旧时王谢堂前燕”，解放后大部分花园洋房作为官僚资本被收归国有。
“目前有二十几幢洋房进入了上海重点文物保护名单，花园洋房的现状并不乐观。”娄乘浩说，他曾经考察的淮海西路1478弄有十几幢洋房被白蚁啃噬得非常厉害。“政府缺乏足够的经费维修好所有的建筑，在这种状况下租出或卖掉一批房产，可以吸引民间资金保护更多的建筑。”
事实上，能够得到及时维护的老房子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上海房屋置换有限公司愚园店经理郑伟与记者谈起他们做的一单2000万元的生意:“房主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她住这个洋房的时间太长了，想住临江的高层建筑。上海的秋雨总是突如其来，让她来不及关上会溅雨的窗户，来不及堵上漏水的天花板，天花板出现一团团黄色的水渍，还向下滴水，其余的水顺着墙壁流到墙根，汇成小小的一个水潭——因为那早年的木质地板已经朽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洞。她家的脸盆和水桶甚至是杯子似乎永远都不够用，在多雨的秋季，都派上用场。这位老太太只相信现金，付款交易的那天中午饭后，她将买主和经纪人全约在她家，在她家地板上将2000万元现金一张张仔细地数清，严明没有假币，然后交了钥匙，出门叫了部出租车走了。”
产权的困惑
愚园路1136弄31号目前是长宁区少年宫，外形是哥特式建筑，局部有西班牙风格，高3层，气势不凡。这里原是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人住宅，建于1934年。1940年这座别墅被汪精卫占用，后陈公博、周佛海都曾经住过。抗战胜利后，原屋主王伯群已经去世，其妻保志宁返沪时，房产已被国民党军统局接收，保志宁央请姻亲何应钦说情才收回。1947年保将房子租与英国驻华领事馆新闻处。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这座别墅由部队机关使用，后作为长宁区委办公室。1960年成为长宁区少年宫。
“上海几乎所有最著名老洋房都经历过一番产权更替。”大华集团策划部经理孙懿说，“这种动荡变化导致了目前花园洋房市场的一系列先天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哪些房子可以交易？
据孙懿介绍，老洋房的产权目前有三种状态。解放后原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反动会道门头子的资产被收归国有，成为国有资产，由各级房管局管理，大多为政府各级机关、事业单位使用。此外市政府下属的东湖宾馆经营着原杜月笙公馆、马勒公馆等几处顶级物业，外事用房服务公司代理了包括张学良公馆在内的十余处老洋房，租给外国政府驻沪使领馆。民族资本家的财产受到了保护，一部分洋房在公私合营中政府收归国有，另一部分仍为私产，但在“文革”中被没收，后经落实政策返还原主或给予补偿，“这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政策落实彻底，房产由继承人得到。另一种不够彻底，由于历史原因洋房里住进了其他居民难以迁出，居民有房子的使用权，但房主又不可能接收居民廉价的房租，就形成了国家、房主、租户的三方矛盾，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属国有资产的老洋房基本上是不卖的，或者只租不卖，卖的话要经过房管局严格审批。属于教会资产的原则上可以卖，但手续非常复杂，需要宗教协会审批。政策落实不彻底的也无法上市，产权不够干净;能交易的只有彻底的私产房。”孙懿说。
即使是产权干净的私产房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21世纪不动产上海德佑加盟店店长邵非说:“房产的产权曾经被人为中断，最初房主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他会有很多继承人。只有所有继承人都同意，房子才能卖。卖一套花园洋房，成交时往往要准备好几个签字室。有一些继承人在国外不愿回来签字，要办委托手续，还需要资料公证。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继承人之间经济条件不平衡，大哥富裕小弟穷，有人认为卖房子是败家子,但有人又需要钱。”即使如此，还要查清房子是否被法院查封，是否在银行抵押贷款，有这些情况都无法交易。
对陈早春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产权关系“拎不清”。他曾运作过一套房子，房子是解放后无人居住收归国有的，然而卖出后继承人突然从海外找上门来，他不得不再赔一大笔钱。“几乎每一栋洋房的产权复杂程度都不一样，这就看我们的调查能力了。”赵剑平说，“竞争一座洋房的公司很多，谁把洋房的产权弄清楚谁就可以提前下手将洋房拿下。我们有专门跟房管局、政府部门打交道的配套部门，一般都能以最快速度取得洋房背景。如果是只有使用权的洋房，比如被行政单位占用的洋房，首先必须要将此洋房变为有产权房，我们可以帮助他完成这一过程，但之前会约定具体成交的事宜。”
得到一座产权“干净”的房子绝非易事，很多时候要亲自动手想办法。邵非告诉记者，曾有一位台湾商人看中永嘉路一套花园别墅，但其中有8户居民，他先找每一家做工作,买回他们的使用权，将8个使用权集中为一个使用权，再补交土地出让金，取得统一产权，然后将房子以1200万元卖出，实际他的动迁成本只有600万元。其中一个环节谈不妥，都会前功尽弃。
一般来说，花园洋房运作周期也很长，需要6～12个月。
价格的“嚼头”
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洋房有多少呢？按照邵非的经验，在一个阶段一般只有40～50套，“由于历史原因，产权干净的房子凤毛麟角”。往往一套房子放出来，代理商们会一拥而上，“老花园洋房的价值就在于少，买一套少一套”。物以稀为贵，目前上海老洋房的价格为每平方米1万到3万元，一套房间面积700平方米，花园50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就要2500万～3000万元。
“花园洋房价格的弹性很大，没有参照体系。”孙懿说，“地段不一样，历史不一样，价格会相差很远。往往面积越大，售价越高，因为开发为商业用途的可能性就越大。太原路上的洋房肯定比淮海路上的贵,因为更加幽静。”
目前花园洋房的价格一般按照相似路段、相似面积的洋房成交价确定范围。大华资产评估公司是上海目前专门做老洋房评估的估价公司，董事长李则兆接受采访时说:“同样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买老洋房和买‘望江豪宅’之类的新楼盘，审视角度是不一样的。看房的角度主要是:人文历史、情感、格调等。评估一套洋房值多少钱，首先是看地段，紧挨市中心那是必须的。无论作为投资还是自己居住，地段对于老洋房来说都极为重要。再看占地面积大小，没有花园的不算洋房。顶级的洋房至少会有一个街区，一块很大的草坪。草坪越大，土地占据面积越大，价格系数就越高。历史、文化的沉淀更是重要。多数老洋房在历史上曾有要员居住，显赫一时，首先是由名人建造，其间几十年数次转手都是在名人之间进行。比如说兴业路的一套洋房，以前是黄金荣住的，他是蒋介石的老师，有了这样的故事，价格就没边了。老洋房非常讲究安静的环境、独立的小院风格，最好四周还有高大的法国梧桐环绕，这些都会给老洋房增色不少。若周围建有很高的大楼，价值就会大打折扣。房型结构也决定了洋房价值。外部内部都应该保存完整。事隔几十年后，外部会有些破旧不堪，就是这样的感觉才值钱。”
老洋房的内部细节对价格影响也很大。“上镜率最高的居然是角落，特别是墙体间的夹角。只有这些地方才能表现出房子的深度。露台也是必去的地方，居高临下，花园和周围环境一览无余。”李则兆说，洋房内的老旧细节也很具有价值，如南阳路贝润生老宅锈迹斑斑的门把手，房顶上的盘龙，楼梯上的双龙戏珠镂刻，以及墙上的万寿图、梯形的柱角，都令看房人兴致盎然，“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说，如果把这洋房的老旧铁窗拆下来，拿到纽约去卖，告诉他来历，至少可以卖10000美元。”
中长线的投资
在很多房产代理商看来，房源拿到手，买家根本不成问题。购房者基本分两类，自己住的和投资者。邵非曾经陪一位瑞士老华侨在汾阳路看房，“他指给我看上小学的地方，玩耍的地方，对他来说钱不是问题，他有几千万的预算，现在宁肯每月花一万多的房租，也不愿买别的房子”。
在个人消费市场中，华侨和海外人士是主力。戴德梁行•泛城（中国）综合住宅服务公司曾做过一次客户调查，执行董事吴少聪介绍说，外籍人士占到70%，其他为港澳台同胞、外省市与上海籍客户占剩下的30%;只有13.3%的客户有1年以上的别墅物业居住经验，他们可以被称为“经验客户”。
此外，大公司也是老洋房的追逐者，这种消费又带有很强的投资性。“买洋房也是投资不动产，到银行抵押贷款时，价格只会高估不会低估，这会给公司带来很好的现金流。”孙懿说。在吴少聪看来，投资老洋房不同于投资一般房产，不是靠频频交易去实现它的投资价值，而是像投资艺术品那样，需要有足够耐心，并有足够的信心去把握它的增值，更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去保护它的价值。
洋房的投资价值，不仅在于收购的机会和眼光，事后的装修改造也左右了租金和再次出售价格。一般原则是，整旧如旧，再加上现代化的设施。赵建平介绍说，水、电、煤气的管线和表具，最好能全部换上新的，外墙的陈旧，作为必要的维护，最好能请专业人士清洗一下，必要的话刷上与原来颜色接近的涂料。钢窗一般不用换新，铜制的手柄、插销也是老洋房味道的一部分，应尽量保留;木窗旧了，朝外的一面应保留它的原色。旧地板打磨一下，上一遍底漆再打蜡就行。厨房应该是整体厨房的样式，旧的样式才更有味道。底层地坪最好能抬高，可以防潮。老洋房的花园通常会有年代久远、生长茂盛的名贵树种，也需要专业公司进行日常维护，“要是稍不小心，破坏了‘品味’，这房子就卖不了好价钱了”。
孙懿告诉记者，按照目前行情，一套太原路的400平方米的花园洋房可以租到11000美元一个月，最低也能租到9000美元。“众多因素决定了老洋房在市场当中的‘霸主’地位，这在短期内还是毫无争议的事实。”李则兆说，老洋房是房产“古董”，抗跌性非常强，随着老洋房的多次交易、换手，其各方面的条件将不断得到完善，这将提升整栋房子的价值，所以投资者不妨“中长线”持有老洋房。
顾传晖与“远东第一豪宅”
顾传晖是上海较早投资花园洋房的台湾商人。他的父母都是上海人，1997年他进入大陆做建材生意，曾经是建筑设计师。1999年的一天，顾传晖坐车经过北京西路、铜仁路口时，看到了“一条美丽的绿色弧线”。他停下车子跑过去看，那是一幢4层的绿色弧形建筑，仿佛一艘邮轮，“我和这幢建筑有心电感应，我认定这是一座不凡的作品。当时我也在江苏租了一套花园洋房，我看了很多的上海洋房，基本都是剪力墙式的殖民建筑，而这座洋房是梁柱结构的，是新建筑。”4年后，顾传晖就坐在当年震住他的弧形区域，回忆起第一印象，仍旧激动不已。
后来顾传晖查资料，发现这里曾经是上海颜料大王吴同文的旧宅，吴同文是富商贝润生的女婿，是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姑父。吴同文请匈牙利建筑大师邬达克给他设计了这栋房子。这是邬达克在上海的最后一件作品，1938年竣工时邬达克向吴同文保证，即使100年也不会落伍，当时这座绿房子被称作“远东第一豪宅”，有电梯、冷空调、地板供热和锅炉房。“邬达克设计了上海的国际饭店，在40多年间一直是亚洲第一高楼，而贝聿铭也说，他受邬达克的影响颇深。”顾传晖说，“邬达克喜欢用弧线，这座房子的廊梯、吊顶用了大量的弧线设计，即使电梯都是荷叶型的;贝聿铭也喜欢几何图形，喜欢锐角、锥体。这该是他们的师承关系吧。”
在“文革”期间这座豪宅由上海三轮车工会使用，又划归上海市规划院,后来规划院在边上建了新大楼，这套花园洋房就成了晒图室。当顾传晖敲门进去的时候，房间里只有两个晒图工人，空气中弥漫着阿莫尼亚药水的臭气，“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残破，大部分的玻璃都碎了，空调外机乱七八糟的挂在外面，花园里还有一个人防工事的出口，贴着白瓷砖。”顾传晖想买下这座房子，但没有被允许，最后他以每年128万元的租金取得10年租期，并承诺花500～600万元对房屋进行修缮保养。“我当时的想法是非常单纯的，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应该把这件优秀的建筑保存下来。”
但接下来的发展却令顾传晖始料未及。“由于是上海市优秀建筑，修缮必须通过文管会、房地局、规划局的同意，每个部门、每个专家都有一套理论;讨论会一直开了两年，我每年100多万房租照交，却没法动工。”顾传晖说，“我是一个商人，还要做生意。”到2001年房子的修缮终于完成。他上交了4万元拆除了人防工事入口，将四楼做自己的卧室，三楼做公司，一、二楼开了一个网吧，“那曾是上海最豪华的网吧，我都用康柏的主机，液晶显示器，20块钱一小时。我不懂这一行，一年后网吧关门，我亏了500万元。”
“绿房子”已有70多年的历史，房屋渗水比较严重，顾传晖将楼顶重新做了防水层，但是房管部门不同意清理外立面，墙壁的漏水始终无法解决。“墙面有很多小缝，不拆除瓷砖怎么解决呢？钢筋都已经锈住了。”顾传晖说，他躺在楼上，一有大车过，就会感到房间的晃动，“还能晃多久呢？我不晓得。也许它可能只有20年的生命了。”
1999年是上海楼市的谷底，2001年开始一路飘升。2002年顾传晖将一、二楼租给了一新加坡商人开了叫“艳阳天”的餐馆。一个月租金20万元，租期5年。房东规划院却对顾的转租行为提出异议，目前，“艳阳天”已经向顾传晖停交了4个月的房租。
最令顾传晖不解的是，他想花12万元修好电梯，但各保护单位都有太多顾虑，“连劳工部门都要来管，说的责任吓死人。我现在只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② 孙中山的资料
我们国父，首倡革命，革命血如花，推翻了专制，建设了共和， 产生了民主中华，民国新成，国事如麻，国父详加计划，重新改革中华。
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真理细追求，一世的辛劳，半生的奔走， 为国家牺牲奋斗，国父精神永垂不朽，如同青天白日，千秋万世长流。
民生凋蔽，国步艰难，祸患犹未已，莫散了团体，休灰了志气， 大家要互相勉励，国父遗言，不要忘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生平简介：
孙中山先生（一八六六 ～ 一九二五）名文，字载之（乃自取「文以载道」之义），谱名德明，幼名帝象；十八岁在香港受教会洗礼时署名日新（乃自取「日新又新」之义），业师区凤墀据粤音「日新」为改号曰「逸仙」，自是中西师友皆以逸仙称之，渐以此号扬於国际；三十二岁至日本於投宿旅邸时，日籍友人为掩护革命领袖行踪而代署「中山」，先生旋奋笔续一「樵」字，示为中国山樵，后亦常於函笺自署中山，国人遂以中山先生称焉。先生以清朝同治帝五年丙寅岁十月初六日（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诞降於广东省香山县（今名中山县）之翠亨村。其先世本中原望族，自唐末屡迁，历江西、福建，至明初入粤；其高、曾、祖三代均业农，父达成公早岁务农尝致小康，后遭时难中落而出外劳工，后复返里重振旧业；至三十三岁始成婚，取杨氏，生子三女三，长子德彰，名眉；次子德佑，名典，早殇；先生其季也。
孙先生七岁入私塾，凡七年而毕经业。时其长兄德彰先生在檀香山垦牧有成，获当地政府特许招徕华人前往助垦，母杨太夫人亦亟思一睹其事业，遂获父达成公之允诺，侍母随搭载运移民赴檀之轮船前往。先生本「志窥远人，性慕新奇」，此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其影响於毕生志业者至大。抵檀未久，太夫人回国，先生独留。初，德彰先生命入所营米店佐理商务，虽稍习即通，然志不在此；长兄知其有志於学，乃使进入英人所设之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就读。此己卯（一八七九）年先生十四岁时事也。
先生中文基础已具，初学英语，先事观察静听凡十日，自以中英文相较之，颇有独特会心。及至十日后展开学习，以读以写，进步极速，且尤以英文文法之领会胜於西童。三年后卒业时，於数百学生中，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华侨引以为荣。盖当时夏威夷犹独立之国也。旋入檀岛最高学府奥阿厚学院（Oahu College），此校为美人所设，系教会学校。先生本意於毕业此校后赴美留学，乃因在校受牧师薰陶欲受洗入教，长兄顾虑父母斥责，并认为先生所受西洋教育已足敷用，命辍学回国再治国学，先生遂於癸未（一八八三）年夏离檀返粤，时十八岁也。然仍於当年之冬，在香港与挚友陆皓东同时受洗於基督教「公理会」。
乙酉之年（一八八五），是时正值中法战争，海行途中每阅西报，均见外电报导中国军队奋勇作战之新闻，并有中国击败法军导致法阁改组之事实；但抵达香港时，清廷已与法国签订天津条约，让安南予法国。先生鉴於满清愚昧腐败，丧权辱国，愤慨万分；适此际於码头得见中国工人拒修法国战舰之义举，深受感动，乃「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先生既立救国救民之大志，遂於翌年毕业於中央书院之时，慎重考虑职业选择，先拟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继思研习政治法律；后忆及前往檀岛时，曾有教会司铎杜南山语以范仲淹「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之言，乃决定习医，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救国事业遂发韧矣。
先生於丙戌（一八八六）年二十一岁时入广州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附设之医科学校，在校结识志士郑士良，并与校外志士尢列邂逅相识，相为砥砺反满救国。一年后，转学香港新创之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在校复结识杨鹤龄、陈少白、关景良等，皆志同而道合者，日以排满之义放言高论。
先生在西医书院习医凡五年又半，成绩每列前茅，历任教务长如英人孟生博士（Dr. Patrick Manson）、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ontlie）暨华籍创办人何启等均器重之。至壬辰（一八九二）年二十七岁之夏，乃以第一名毕业。旋即设中西药局於澳门，并与中医镜湖药局合作为贫病施药义诊。
甲午年（一八九四）之春，中、日之间有事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先生观察大局有变，虑满清腐败无以应之，徒致国危民困也。时李鸿章以汉人承担重任，且为「洋务运动」主持者，并亦为香港西医书院之名誉赞助人，先生欲有所匡救於时，乃作书上致之，期李能恢扩宏图，勤求远略，自「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大经大本致力，勿徒羡「坚船利炮」而舍本逐末。书上，李末能纳，惟为发「农桑会筹款护照」一纸，亦见其不拒之意。先生遂偕陆皓东游京、津，复溯长江入武汉，以观察形势，预为他日建旗倡义、再造中华之计。乃秋，中日战起，清军屡败，先生视时机已至，乃再赴檀香山，欲纠合海外华侨，组党救国；至十月二十七日（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兴中会遂告诞生。
先生创立兴中会，明揭振兴中华之宗旨，同时凡入会者均秘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之目标，并以选举方式推定正副主席与职员，其组党目的与组织精神於此可见。
先生於乙未（一八九五）年初，自檀香山返香港，聚晤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等，筹立兴中会总部以进行国内起义。时有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先已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先生以志业相近，遂与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於是租定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即於正月二十七日（阳历二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兴中会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并改订章程，发布宣言，积极筹备举义。二月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以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先生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先生旋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以广徵同志；各项准备甚为顺利，乃定重阳节为起义之日。
不幸届期衢云在香港误事，以致事机败露，陆皓东、程耀宸、程奎光、丘四、朱贵全等多人被捕殉难，首次起义乃告失败。事败后三日，先生始脱险至香港，旋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九月二十八日（阳历十一月十四日）船抵神户，时广州义举已喧腾东邻，先生阅报，见有「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数字，因语少白曰：「革命二字，出於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此语吾辈宗旨相符，即以革命称吾党可也。」自此，先生神圣高远之救国事业，乃正名为「革命」。近代中国实亦由先生首用「革命」一词，并直指「革命之名词创於孔子」，而绝不认其为译自西文或得自日本，盖日本实借自中国之易经也。至於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之定义，其意境自高於一般轻用之者，故又屡言「革命为宝贵尊严之名词」，「革命者，乃圣人之事业也」，以见其内心对革命事业之虔诚庄敬。
先生自神户至横滨，访晤冯镜如等，即行组织兴中会横滨分会，公开革命宗旨。旋即断发改装，再赴檀香山，并为周游美欧之计。翌年丙申（一八九六）四月，遇业师英人康德黎於檀岛市街，相约於游美之后即赴英伦会晤。八月，先生於自西徂东横游美洲大陆后，即由纽约乘船赴英。
先生在美宣传革命之时，已受满清驻美公使密侦跟踪，抵英之后，即在满清驻英使馆所雇侦探严密监视之中。八月二十六日(阳历十月二日)晤康德黎於伦敦，并访业师孟生博士，均告戒慎防满清使馆暗算，先生大笑置之。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果被清吏诱禁於清使馆内，凡十三日之久，历经险危，终得康德黎与孟生二师营救脱险。先生以英文著「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发表，中国革命领袖之声名自是传扬於全世界。伦敦脱险后，先生暂留欧洲，从事政治风俗之考察，并结交其贤豪。以大英博物馆藏书丰富，每日前注阅读连续半年之久，对於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矿业、农业、畜牧、工程、经济，均作细心研究，因而於了然全局中取精用宏，乃「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为一劳永逸之革命目标，「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殊可视为人类思想史上之大事。
戊戌(一九九八)年秋，国内发生政变，满清慈禧太后幽禁光绪帝於瀛台，捕杀「维新」人士多人，维新派首要康有为、梁启超等分由宫崎、平山协助避难日本。日政界耆宿犬养毅与宫崎等咸以康、梁亦谋革新而遭放逐，劝先生与之联合。先生然之，拟亲往慰问，期推诚相与。讵康另有所图，妄称奉有光绪帝之「衣带诏」，未便与革命党首领往还；惟梁启超屡相晤谈，表示愿意合作。会其党徒王照不直康之所为，公开揭发其所称「衣带诏」之伪，康衔恨迁怒，遂愧然离日，且以敌意对革命党矣。梁於康走后仍与先生续商联合，为康所知，派员促其离日，梁乃於翌年(一八九九)冬赴檀香山，行前且表诚击合作之态请先生作书为介在檀友好。先生不疑，坦然以应。迨梁至檀岛，持先生介函大获信任礼遇时，竟诡称「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名虽有别而宗旨则一」，欺骗一部分兴中会员助其设立「保皇会」，事为先生所闻，驰书责之已不及矣！
庚子(一九○○)年夏，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清廷愚昧，竟引以自卫，纵其乱政与排外，招致「八国联军」蹂躏中国之惨祸。先生见危亡瓜分迫在眉睫，亟思奋起拯救，乃一面部署再举起义，一面策划保全南方。时李鸿章方调广州出任两广总督，在港同志何启代表先生与香港总督卜力(Sir Henry Blake)接洽，劝说李鸿章据南方独立，以事拨乱反正。先生并拟订「平治章程」六条，其要旨即为建立合众政府，致送卜力请为转致。先生且曾亲赴上海，试寻策动两江总督与两湖总督之途径而未得也。当兹往返活动之际，先生曾获李鸿章幕中策士刘学询之函邀，谓李有独立之意思得先生助力云。先生虽疑，仍以有利大局而赴香港，至则李果派军舰来迎；同行2日友宫崎等为之欣喜，先生则嘱慎重，及试，果陷阱也，幸未蹈之。不久北京陷落，清廷逃亡，急调李鸿章北上向八国谈和。李既离粤，独立之议寝，而先生起义之部署亦告成熟，箭在弦上矣。
自庚子之役后，国民日渐醒觉，志士纷组革命团体，其著者如：辛丑(一九○一)之春，粤籍留日学生王宠惠、李自重、冯自由等人组成「广东独立协会」；壬寅(一九○二)之春「留东学人章炳麟、秦力山、马君武等人发起举行「中夏亡国纪念会」，张继等人发起组织「青年会」；冬，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发起组织「爱国学社」；癸卯(一九○三)之春，钮永建、蓝天蔚等人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冬，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发起组织「华兴会」；甲辰(一九○四)之春，黄兴再与会党人士共立「同仇会」；冬，龚宝铨、蔡元培、陶成章等人发起组织「光复会」。此四五年间，国内外革命组织遍起，并皆以书刊作革命鼓吹，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等即其著者。至乙巳(一九○五)之春，更有欧洲留学生邀先生前往组织革命团体；而在国内与在日本之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感於团结之需要，亦均望先生东返，以总革命组织之成。
先生癸卯(一九○三)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较之初期誓词增入民生主义之内容，即以此施行於尔后组织之入会宣誓，革命宗旨自是益臻具体。甲辰(一九○四)之秋，先生在纽约首次发表对外宣言，题为「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主旨在指出西方对中国存有两种误解，实皆中国受外人侵占之时所产生：其一、谓中国关闭成性，此乃满清专制统治之现象，以往无此事也。其二，谓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一旦富犟，势将成为「黄祸」；其实中国人天性和平守法，从不对外侵略，昔日之所谓「黄祸」者，亦系外人侵占中国时，其黩武侵略之延伸也。中国人唯有驱除鞑虏，建立民国，乃能对世界和平有所贡献，斯非黄祸而是「黄福」也。故望崇尚独立与和平之美国人民，同情中国人民支持中国革命。
乙巳(一九○五)夏日，先生自欧洲经南洋返抵日本，至则各革命团体志士纷纷来见，皆申进取之意。六月二十八日(阳历七月三十日)先生召集中国革命同盟筹备会，到者凡十七省志士七十馀人，(关内十八省唯甘肃无留学生。)先生演说革命宗旨与方法后，即行合组新团体之讨论，决议定名称为「中国同盟会」，并即各自亲书入会誓词，举行入会宣誓。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会后，继续加盟者络绎不绝；至七月二十日(阳历八月二十日)，乃正式举行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於东京，先生被一致推举为总理。
同盟会成立后，即创办「民报」为机关报，先生亲撰发刊词，正式揭出民族、民权、民生「皆基本於民」之三大主义，为革命奋斗目标。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主义与方略既定，革命同志遂各依任务，展开组织、宣传，与布置起义。至丙午(一九○六)之秋，期年而已，仁人志士自动加盟者已逾万人，革命风潮已遍於全国各地。清廷震惧，知革命本部在日本东京，革命事业乃先生领导，遂藉外交力量，请日本驱逐先生出境。丁未(一九○七)年春，先生被迫离日。
庚戌(一九一○)正月，全美洲之「中国同盟会总会」成立於旧金山，先生改订新盟约，将同盟会四纲改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三纲，明确三民主义目标；并改同盟会会员为「中华革命党党员」，显见其改革同盟会之深意。是年夏，启程东返。
时国内由先生安排成立之同盟会南洋支部，实际以代东京本部执行革命指挥任务；己酉之冬，为策划起义，复由先生指示设立南方支部於香港，委胡汉民为支部长以主其事。倪映典与赵声策动广州新军有成，预定庚戌上元日起事，未及期而新军於正月初三(阳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二日)鼓噪发动，援者不及集，遂致顿挫，映典身殉，是为先生领导革命第九次起义之失败。
辛亥(一九一一)三月二十九日(阳历四月二十七日)，黄兴率各省来粤同志一百七十馀人起义於广州，此役惊天地、泣鬼神，革命党人甘死如饴，殉者近百，多为允文允武之青年精英；当时得忠骸七十二具丛葬於黄花冈，英风浩气，震彻人心，「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名遂永为国民革命之精神表徵，而举国革命之形势，乃因之造成。此为先生所领导起义之第十次失败，亦即辛亥大革命成功之先声。
「三二九广州起义」之前，本已先行於长江各埠广布响应革命之机关；广州败后，长江流域即谋再接再厉，乃立「中部总会」以统筹之。七月，上游四川首先发动「保路」革命，清廷调武汉军队前往镇压；八月初，武汉革命党人实行动员，消息走漏，满清政府因而破获各处革命机关；同志处至危之境，决冒险以图成，遂於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奋起一击，石破天惊之武昌起义乃告发生。一夜之间，武汉光复；各省同志，咸依「革命方略」而齐勇响应。
先生时正奔走募款至美国典华城(Denver)，得武昌起义之讯，立即启程迳赴华盛顿，拟晤美国国务卿未果，乃经纽约转往欧洲。盖其所首先考虑者，为满清与列犟均订有不平等条约，举中国权益以媚外国，当时且正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诚恐列犟为眼前利益而不利於中国革命也。抵欧后，历访英、法当局，及银行团主干人员。时中国大革命已轰传世界，国内追踪先生请即回国主政之电报遍传欧洲，西报且连篇导先生建立民国成竹在胸之述评，因是而交涉顺利，於停止对满清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满清，及取消英属各地对先生之放逐令等，皆获承诺，遂自欧兼程回国。
十一月六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先生抵达上海，国人闻之欣喜，中外各报盛传先生携有巨款回国，记者争相访问，先生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三日后，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会议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即推派代表赴沪恭迎。先生接受后，首即致电各省代表会暨通电各省军政长官，以「公仆」自称，言当选为「加文以重大之服务」；并於接受记者关於新政府设立事之访问时，答云：「昔日有在旷野树下组织新政府者，今吾中华民国如无合宜房宇组织新政府，则盖设厂棚以代之亦无不可也。」为废除厘金陋规及取消外国「领事裁判权」两事，为新政府必先努力者。於此而见先生政治风范。经先生主张，各省代表会公议，决定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即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为中华民国开元之日，定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并改用阳历为国历。至日，先生偕各省代表团来迎代表等，於上午十时自上海出发，下午五时抵南京，旋入城进总统府，晚十一时正式宣誓就任，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遂告诞生。先生「三十年如一日之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之志，於斯竟成。」 先生为中国有史五千年来之第一位由选举产生之元首，以「天下为公」之心，行「公仆」「服务」之事，就任以后，首即通电各省选派参议员来京组织参议院，以为国家最高民意机构；继依各省代表会所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各部会总次长名单，经民主程序而组成政府；迨参议院正式成立，即提出「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案，经制定公布而为国家基本大法。先是，武昌起义获各省响应之时，满清军队士不用命，无力应战，清廷乃不得已而起用袁世凯，先任之为湖广总督，继授之以内阁全权，冀其挽救清廷於垂危；而革命党人则以袁既汉人，亦冀其能起义反正，期不战而覆满清。袁於左右逢源之环境中，主动向革命军提出和议，武汉革命军政府以「如袁赞成共和，愿举彼为总统」相许，而有秘密协议。及至先生回国，知有此承诺在先，为示天下为公，决予信守，故於就职誓词中，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之前提，「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於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以推功让能。袁氏知先生诚意，遂协力迫使满清皇帝退位。民国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先生即於十三日向参议院咨送辞职书，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后并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达成选任、就职，及组职内阁诸重大问题，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苦心孤诣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为中华民国树立精神基础之后，於四月一日正式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先生既成其「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之志，光风霁月，飘然引退，即以「实行民生主义」为谋求国利民福之奋斗目标。此意系自同盟会四纲改进而来，且於开国之日誓词中宣告，其为三民主义实践初阶之含义显然，至足重视。因是，自解任离京日起，即以「国民一份子」与「革命党领袖」立场，奔走全国，为民生主义建设致力，历上海、武昌、福州、广州、烟台而至北京，曾欣然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巡视正太、北宁、津浦、胶济诸铁路；复巡视江阴、镇江、安庆、九江、南昌、芜湖、杭州、淞江各地，为铁路建设作鼓吹与策划，期於十年之内建筑铁路二十万里，以奠全面开发建设之基。十月十日首届国庆之日，先生发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专文於外报，十四日设立中国铁路总公司於上海；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初春，更为实行铁路建设计划而赴日本访问，至则广受日本朝野之欢迎，并得日方实业家合作筹组「中国兴业公司」以相支援。方当全力为国利民福而奔走并获初效之际，忽袁世凯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之案发生，国家命运遂遭突变。
国民党系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凡五政党合组而成，旨在实现政党政治，事为宋教仁所热心联络成功，故於民国元年八月成立大会选举先生为理事长时，先生即委宋氏代理，俾其施展抱负。国民党组成后，袁氏凯亦支持梁启超结合六政党成立民主党，以相抗衡。二年二月举行国会议员普选，国民党获全面胜利，宋教仁素主责任内阁制，此际主张尤力，大触袁忌，竟於三月二十日施以暗杀。事发三日后，陈其美即自上海电报局寻出缐索，而迅速破案，确证主谋者出於北京政府，举国为之震惊。先生闻讯自日回沪，即召同志会於黄兴寓所。先生以袁氏摧残民主，必将背叛民国，主张趁其兵力未动而民心愤慨之时，立即起兵讨伐；黄兴则以事证既明，应待法律解决；遂未作断。而袁氏则於此际匆忙达成违法借款，秘密调动军队，於六月突然下令免除江西、广东、安徽三省国民党籍都督，随即进兵南下。七月十二日，李烈钧乃在江西举兵讨袁，南京、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四川相继起兵应之；然事机已失，遂致失败，史称「二次革命」。
先生於八月二日自沪乘船赴广东欲指挥作战，行至马尾时得知广东已败，乃转赴台北，住「梅屋敷」（即今台北中山北路国父史迹纪念馆）小住，旋赴日本寻思重整革命大业方案，决定以从头做起之精神重行组党，於九月二十七日起，开始以中华革命党名称办理党员宣誓；至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於日本东京。先生检讨革命顿挫原因，实由於辛亥革命成功后「不行革命方略之过」，故特为著意於中华革命党方略之制定，经十七次之会议，於岁杪颁行。方略凡六编，於军事、政治、法律、则例、奖惩，并各种文告，均巨细不遗，冀革命遍起而举国一致也。同时明定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为国旗，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为革命军大元帅。先生即依方略执行大元帅职权，委派各省革命军司令长官，全面开展革命起义活动。及至民国四年（一九一五）春，袁氏凯帝制自为野心益露，日本藉此胁迫其承认二十一条苛求，袁竟於五月九日屈服承认；八月，有所谓「筹安会」出现，帝制遂公开进行；十二月，更扭捏宣布「接受帝位」，篡改中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 先生於四月三日揭发日、袁二十一条款谈判真相，号召国人奋起维护国权；九月发布宣言，号召国人共击窃国独夫。自是而讨袁之师接踵遍起，袁是在「千夫所指」之下，於民国五年六月六日羞愤而死。先生随即发表「规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之宣言，继行总统职权之黎元洪遵之，於六月颁令遵行元年约法并续行召集国会。中华革命党捍卫民国功成，遂令革命军止战停兵。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春，先生著成「民权初步」暨「中国存亡问题」两书；并通告海外中华革命党支部、分部及交通部，即作恢复国民党名称之准备。方当规划国家长治久安之际，北方政府又生巨变，事由国务院总理段祺瑞胁迫国会而起，继发展为黎元洪与段祺瑞间的府院之争，再发展为段祺瑞指使所谓「督军团」叛变；最后使得顽固的「保皇派」军人张勋得到机会，以「调停」为名率兵进入北京，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发动兵变拥满清废帝溥仪复辟。时在五六两月之间，竟接连发生倒阁、叛变、军人干政、解散国会种种毁法事件，至七月一日复辟丑剧发生，北方混乱遂达於顶点。其后虽复由段祺瑞起兵驱逐张勋，粉碎复辟，而北方则自此形成军阀争战之局面。先生为捍卫中华民国，遂起而以护法号召天下。
七月十九日，先生至广州发表通电，请国会议员来粤集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八月二十五日，各省到粤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旋即议定「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九月一日，选举先生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九月十日就职，执行护法讨逆任务。时段祺瑞已再以武力控制北政府，意即举兵来犯，先生遂於十月七日下令北伐，护法战役自此开始。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一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之和平会议在巴黎举行，中国为胜利一方「协约国」之一员，但未得列犟之平等对待，且竟由英、法与日本勾结，将战败国德国在华应行权利另作分配。尤其迁就日本要求，将德国原以不平等条约取得在山东之一切权利让予日本，最为国人所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为此集会游行，全国各地学生继起响应，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其后，知识份子中之热心改革人士藉以导引，蔚成「新文化运\动」；继之，则有各种激烈思想渗入其中，遂使此一源自爱国情操之「五四运动」趋於复杂混乱。先生时正潜心著述，已成「孙文学说」暨「实业计划」两书，乃即相继发表，期以导正国人心理，及指引因应方向。「孙文学说」以「知难行易」之理，勉励国人力行建国；「实业计划」为全国物质建设详定蓝图，并号召国际合作开发中国富源，谋中外互利以增进世界福祉；此二书并前者「民权初步」之民主社会建设实务，合而称为「建国方略」。复命同志创刊建设杂志，以导正社会思想。是年十月十日，先生即令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以广包容。加中国二字者，乃所以示其精神有别於元年之国民党也；而其精神所在，则为兼中华革命党与国民党所具性质，即革命与民主并重也。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四月，国会议决取消军政府，依中华民国法统组织正式政府，并举行大总统选举，先生当选，於五月五日就任。按此次选举，实遵约法，为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亦为正式中华民国大总统，考诸议案、通告、对内对外宣言皆然。而有以「非常大总统」为称者，且多见沿用之，此於史无可徵寻，盖以当时北方有徐世昌组「新国会」，并用旧选举法选为总统，先生已斥其「名分不正」；而旧国会已自北迁南，维护法统，其所选举者自为正式总统与正式政府。其时旧国会斥北政府为非法，北政府贬南方为「非常」，北政府据地广大，影响视听印象较多，致世人习焉不察；然法统所在，自当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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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历史知识 追50分!
1.孙中山出生时间.
答1866.11.12
2.三民主义在哪里提出的.
答 檀香山
3.二次革命暴发时间:
答 1913年7月12日
4中国由此以来第1个牺牲是谁
答 应该是宋教仁先生
51922年5月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往何地.
答 上海
6.民生主义两大经济纲领.
答 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主张核定全国地价，现有的地价归地主所有，革命后因社会进步所增涨的地价归国家所有，由国民共享，做到“家给人足”
7民权主义的基础
答 推翻封建帝制 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⑤ “贝壳找房”上线，左晖意欲何为
新意很足吗？路上一排中介都挂上了贝壳。就烧钱的新鲜劲。跟别的网站或店铺有多少区别？只是现在说的正规一点。。再过两年看。中介复制性太强
⑥ 关于诗人的背景
白居易
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王维，字摩诘，是盛唐诗坛上极负盛名的诗人，因官至尚书右丞，所以人称王右丞。
关于王维的生年，至今尚是一个谜。两《唐书》本传都载王维享年61岁，《新唐书》云上元初卒，《旧唐书》说他“上元二年（761年）七月卒”，《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也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清代王维研究专家赵殿成《右丞年谱》即断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根据卒年61岁推算，则生于武后长安元年（701年），与大诗人李白同年生。但王缙为王维胞弟，官至宰相，两《唐书·王缙传》皆载王缙卒于建中二年（781年），年82岁，推之则生于武后久视元年（700年），弟弟倒比哥哥早生一年。今暂从赵殿成《右丞年谱》与陈铁民《王维年谱》，定王维生于长安元年（701年），卒于上元二年（761年）。
王维的籍贯，也有争议。《旧唐书》说王维为太原祁人，后移家于蒲州，成了河东人。唐人姚合所编《极交集》说王维为河东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又说是太原人。对于王维之弟王缙的记载，《旧唐书》说是河中人，《新唐书》说本是太原祁人，后来客居河中。蒲即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名河东郡，乾元三年（760年）升为河中府，所以又称河东、河中。现在一般通行的说法，认为王维祖籍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属太原王氏，是名族之后，里贯为蒲州，是河东人。这样，王维与年晚于他的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为同乡。
王维自幼聪颖，不但九岁时便能作诗写文章，后来成为开元、天宝间著名诗人，而且工于草书隶书，娴于丝竹音律，擅长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才子，在青年时代便已名动京师，得到皇族诸王的敬重，宁王、薛王待他就象师友一样。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王维右丞，年末弱冠，文章得名。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王维集中有《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诗，可知在长安确曾从岐王游宴。关于王维应举，《集异记》曾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使人走通了公主的后门，公主曾授意京兆试官，要以张九皋为解头。王维也将应举，同岐王商量，希望得到歧王推荐。但歧王权势哪里比得上公主，不能与公主争，于是只好以王维的才华去争取公主，如此这般地安排了一番。过了几日，岐王让王维穿上锦绣衣服，鲜华奇异，带着琵琶，同到公主第宅，说是带酒乐来为公主奉宴。王维为皙白少年，风姿俊美，非常惹人注目，公主看见后，问岐王说；“这是何人呀？”岐王回答说；“是个懂音乐的。”便让王维给公主独奏新曲。王维弹抚琵琶，声调哀切，满座为之动容。公主直接问王维道：“这是什么曲子？”王维起身答道：“是《郁轮袍》。”公主甚感惊奇，非常高兴。岐王趁机对公主说：“此人不只长于音律，若说词学，更佳，简直无人能超过他。”公主更感惊异，问王维是否有写就之诗，王维从怀中拿出数卷诗献上。公主看过之后，惊奇不已，说；“这都是我所诵习过的，从前以为是古人之作，原来就是你写的！”于是让王维更衣，不作伶人看，而升于客人之列。王维风流蕴籍，而且说话风趣，大为座中各位贵人所钦重。岐王见时机成熟，便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诚为国家的荣光。”公主说：“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岐王说：“听说您已经嘱托，解头不是要给那个张九皋吗？”公主笑道：“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是我要给张九皋。”随即回头对王维说：“你要取解头的话，我当全力荐你。”就这样，又改荐王维，王维做了解头，一举登第。这个故事未必完全属实，或者纯属传构，但从中可知王维少年时代便成为引人注目的名人。王维中状元，却是事实，据考证，乃开元九年（721年）状元，时年21岁。
王维开元九年春天中状元后，即解褐为太乐丞，开始了仕宦生涯。但他随即因为署中伶人舞黄狮子犯禁，受了牵连而谪为济州司法参军。当年秋天便离开京城，赴济州任。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多的光阴。其中开元十三年（725年），诗人裴耀卿任济州刺史，裴为河东人，与王维是同乡，待王维不错，使王维稍得安慰，但裴很快又赴宣州任职，使王维甚感惋惜。在裴耀卿离开济州不久，王维也于开元十四年（726年）春天辞去司法参军之职，离开济州。
据陈铁民《王维年谱》，王维离开济州后，在淇上住了二年，开元十七年（729年）赴长安，在长安又闲居了几年。初到长安，他即开始从大荐福寺道光禅师学习顿教，结识了诗人孟浩然。孟浩然开元十六年（728年）赴长安应试，落第后滞留长安，第二年冬返回襄阳，王维作诗送别，诗云：“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劝孟浩然回乡隐居，不必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这是因自己中状元后仍不得意，所以有这样的话。作为一个才子，一代名人，王维这个时期不太得意，青年时期赋闲，心中当然不是味道。而且此期间又丧妻。王维的妻子大约在开元十九年（731年）去世，当时他才31岁。妻子去世后，王维不再续娶，几十年一直独身，于此也可见他的思想情态。
虽则王维劝孟浩然归旧庐隐居，但他自己的求仕之心并未完全死灭，或者因名臣执政，复又求仕。闲居长安时，即他34岁那年，赴洛阳，献诗中书令张九龄，希求汲引，随后便隐于嵩山。嵩山地近东都洛阳，隐于此正可待机而出。次年他便拜右拾遗，又为朝官，做了两年右拾遗，又为监察御史，40岁时，迁殿中传御史。就在闲居和这样的官职变换中，他度过了许多年的时光，而进入中年，此后或隐或官，所为官为左补阙、库部即中，品阶虽稍高了点，但仍为侍从闲官，总不得意，这样又过了10年。王维50岁时，丁母忧，离朝屏居辋川，服满后，又做了几年的文部郎中。进一步使他仕途失意的，是安史之乱中曾陷于叛军中，得罪了唐王朝。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叛军陷潼关，随之攻入长安，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王维没来得及逃走而被俘。被俘后，他曾吃药取痢，假称患病，以逃避麻烦。但因为他的诗名很大，安禄山派人将他迎到洛阳，拘于菩提寺，不管他答应不答应，硬委之以伪职。无奈之中，王维当了安禄山的给事中。但他的心依旧追随唐王朝。安禄山宴其部下于凝碧宫，王维闻之而悲，暗中作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正是这首诗救了他的命。
至德二年（757年）九、十月，唐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王维与其他陷贱之官，均被收系狱中，随后押到长安。这些人按律当死。有人提出王维凝碧宫诗可证其忠于唐王朝之心，加之他的弟弟王缙请求削己官职以赎死罪，唐肃宗特此原谅了他，不但不杀，而且还给了个太子中允之职，可谓不幸中之大幸。这时，王维已57岁，接近暮年了，接太子中允不久，加集贤殿学士，后又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上元元年（760年）夏，60岁的王维转尚书右丞，这是他一生所任官职中最高的官阶，也是最后所任之职，只任了一年，第二年七月便去世了，所以后世称他为王右丞。
作为一代才子，王维少年得志，名传遐迩，但终其一生，仍然多遇坎坷，极不顺利，竟至险遭杀头之祸。作为一个诗人，王维以自己的优秀诗篇，为盛唐诗坛大增光辉，是唐代乃至中国古代的重要诗人。
王维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前期诗歌，富于进取精神，讥刺贵戚宦官，谴责纨挎子弟，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游侠意气，情调慷慨激昂，充满浪漫主义豪情。后期诗歌，因世途险恶，崇奉佛教，而以描写田园山水景物、表达闲情逸致、宣扬隐士生活和佛教禅理为主。所写山水田园诗，数量多，艺术成就高，最能代表王维的艺术风格。如《汉江临泛》一首，从大处落笔，状写襄阳一带的壮丽山川，气势雄浑，意境空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一联，成为千古名句。又如《山居秋瞑》，用细腻的笔触，勾画月照、泉流、竹喧、莲动等许多富有特征性的事物，献给读者一幅清新秀丽、优美和谐的秋雨之后的山色图。他的山水田园诗，作物精细，状写传神，色彩鲜明如画。又语言清新凝炼，含蓄生动。王维除诗作优美外，又擅画，为当时著名画手，宋代大诗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说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所评极为精当。
王维的诗在唐代自成一派，影响久远。现在诗400余首，有集传世。清人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可资研究参考。